众大事件:中国政府对外最成功的一次“炮艇外交”,1966年澳门12.3事件始末

admin 91 2022-04-09 02:00:58

参考资料:陈悦,人民海军“北海”炮艇与澳门“一二·三”事件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球正进入一个大的动荡期。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亚非拉不少地区仍然处于传统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当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此起彼伏,各殖民地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残山剩水,对这些运动进行了异常血腥和残酷的镇压。1966年12月3日,中国华南沿海的澳门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殖民当局暴行的群众运动,窃据此地的葡萄牙殖民当局竟悍然命令军警开枪,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暴行激起了当地群众的无比愤怒,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很快席卷整个澳门,祖国大陆成为了这场爱国运动的强有力后盾,人民海军的炮艇也直接驶入濠江,对葡澳殖民当局实施武力威慑,迫使其最终不得不低头向中国人民认罪,并答应惩办肇事者并赔偿一切损失。

中国政府对外最成功的一次“炮艇外交”,1966年澳门12.3事件始末

“一二·三事件”中,葡澳殖民当局警车用水炮镇压澳门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注意此时正是冬季

事情的起因是葡澳当局无视华人的教育需要,澳门离岛的凼仔岛孩子读书的坊众小学校舍狭小,且年久失修,无法满足当地居民子女读书的需要。许多孩子不得不每天乘船渡过2公里的海峡到澳门半岛的学校就读,非常不方便,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翻船沉船危险。1966年4月,为了扩建校舍,改善学习环境,校方开始向葡澳提交申请,但连续24次申请提交上去都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对葡澳当局绝望的居民于是打算自己集资,自己动手改善校舍。当地居民人人出钱,个个出力,很快就筹集了所需款项并腾出了地皮供校舍扩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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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国居民的生活早年相当艰苦

1966年7月,当地群众自己动手,在预先空出来的地点建起了竹棚,搞了个临时校舍供孩子们读书。但孩子们新学期还没读几天书,之前不管事的葡澳当局官员就出现了。1966年11月15日,葡澳当局离岛市政署署长晏德地带着大批随从出现在小学门口,他命令手下强行封闭学校,并且勒令当地群众立即停工,拆毁已经建好的竹棚,并且交纳高额罚金,否则就要采取强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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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驻军在澳门街头巡逻

当地群众推选的代表与其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涉,但晏德地态度粗暴强硬,谈判无效。但群众组成的人墙也让晏德地的手下无法拆除学校。随后晏德地立即打电话叫来大批警察赶到小学企图用武力迫使群众停工,结果双方发生了对峙。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葡萄牙警察对群众大打出手,当场打伤34人,并且拘捕包括群众代表在内的5人,还在现场对小学的简易校舍进行大肆破坏。警察还一度扣留了现场的《澳门日报》记者陈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凼仔坊众小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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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事件之前葡萄牙警察在澳门为非作歹,肆意欺压华人

当天下午13时许,澳门中华总商会和学校派人与葡澳当局交涉,但其中4人根本连葡澳官员的面都没见到就被警察拘捕并被送进拘留所拘押一晚。次日商会副会长崔德祺亲自出面才得以将数人保释。澳门华人领袖何贤(前澳门特首何厚华的父亲)为此特地会见葡澳当局代理总督、陆军上校莫塔·施维纳(当时葡萄牙候任澳门总督嘉乐庇尚未到任),要求他在处理此事时以大局为重。但施维纳此人仍然沉醉于葡萄牙昔日的“殖民帝国荣光”之中,把华人视为二等公民,其态度傲慢且强硬,对何贤的劝告置若罔闻,反而警告华人社区不要闹事,否则他就要动用武力予以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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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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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贤

11月17日,由澳门本地工联会、街坊总会和妇联会等爱国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凼仔居民学校筹建委员会”正式向葡澳当局提出包括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释放被捕人员、不得阻碍凼仔居民修建校舍等五点要求,但施维纳一笑置之,根本不予理睬。

如果这起事件发生在解放前的话,当地群众可能也就认命了。但此时不同,澳门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了祖国大陆的大力支持,而且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在澳门基层发展群众影响力,所以在澳门的民间也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因此这起在殖民者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迅速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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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百年的邮票

11月22日,在交涉无效的情况下,以何贤为首的澳门各界人士400多人在中区仁慈堂旁边的澳门中华总商会大楼举行了一场“澳门各界代表座谈会”,谴责葡澳当局的倒行逆施。11月25日,候任澳门总督、陆军准将嘉乐庇抵达澳门,他万万没想到,一到任就遇到了一个天大的烫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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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第121任澳门总督嘉乐庇

11月29日,花了几天时间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嘉乐庇意识到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感到情况不妙的他在当天下午召集工商界人士,表示之前动用警察镇压民众建校一事“不妥”,他还表示愿意成立一个由官方和民间人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但对于群众要求撤换当事人安德拉德等人的要求,他狡诈地宣称自己无权处理,必须上报给国内,由里斯本政府决定。

对于他这种企图丢卒保车兼糊弄人的做法,澳门中华总商会拒绝派出代表参与调查委员会,结果这个所谓的调查委员会虽然成立,但无法运作。

12月2日,一批由工农群众、学校师生等组成的代表进入澳督府内要求向总督递交抗议书,但嘉乐庇只派秘书长波治代表自己接受抗议书,于是代表们在总督府内大声要求面见总督,并且高唱革命歌曲以示抗议,令总督府无法正常办公,双方态度都很强硬,冲突已经是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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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澳门总督府旧址

12月3日中午,银业学校、广大中学、濠江中学、菜农合群社、澳门妇女联合会等五个华人团体的代表再次进入总督府抗议。这次葡澳当局调集了防暴警察,用警棍殴打代表,并且用盾牌推搡人群,造成多人受伤。

葡澳当局的暴行引起了现场群众的愤怒,数千群众集中在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抗议人群冲击了市政厅,并且将市政厅广场上被视为殖民主义象征的文森特·尼古拉斯·德·梅斯基塔上校的雕像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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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3事件中被愤怒的群众推倒的澳门市政厅前的文森特·尼古拉斯·德·梅斯基塔上校雕像

总督嘉乐庇见局势有失控的趋势,遂一面命令警察镇压,一面命令驻军司令施维纳调兵待命。施维纳迅速从澳门各军营抽调300多名非洲裔军人开进市区,对人群开枪镇压,并且宣布实施戒严和宵禁。当天葡澳警察打伤63人,晚上葡军开枪杀害3人,事态很快就升级到大规模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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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军非洲裔部队

12月4日,再次上街抗议的群众,又有5人被葡萄牙士兵打死,警察也逮捕了数十人。澳门爱国群众在一片悲愤中立即宣布进行无限期罢工、罢课、罢市,澳门所有的集贸市场、餐厅、摊贩一律不卖任何食物给葡萄牙人,大批在市政系统工作的华人以“请假”的方式抗议,而当地葡裔居民和亲台湾的华人则纷纷坐船逃到香港和台湾暂避,澳门谣言四起,引发了大恐慌,澳门元狂跌,澳门当地银行出现挤提兑,市面一片萧条,完全陷入瘫痪。

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在经过紧急开会研究后,为争取合法权益的澳门同胞草拟了一份提案,要求葡澳当局其立即无条件答应凼仔居民在11月18日提出的五点要求:

1、立即向中国人民公开认罪并赔礼道歉;

2、赔偿死难同胞一切损失,承担死者丧葬费和伤者医疗费;

3、释放全部因此事被捕群众;

4、严惩主要肇事者,包括驻军司令施维纳、警察厅长傅基利、警察厅副厅长颜端尼、代理离岛市政署署长晏德地等人,并保证今后绝对不允许台湾特务机关继续利用澳门对祖国大陆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

5、把羁押在看守所里的7名国民党特务交给内地公安机关。

以上要求于12月10日通过何贤正式提交给葡澳当局。

在中方声明正式公布当日,澳门附近的水域出现了多达7艘解放军的炮艇在澳门附近海域不断巡逻,对葡澳当局实施威慑,同时为澳门同胞打气鼓劲。其中2艘较大的55甲炮艇在澳门半岛往来行驶,1艘舷号“508”或是“608”的小型炮艇更是直接驶入濠江内港,并且一度停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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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甲型炮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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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驶入濠江的解放军小型炮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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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年驶入濠江的小型炮艇(同型艇)

在解放军的威慑面前,几天前面对手无寸铁的澳门群众还大逞“威风”的葡萄牙军队全部龟缩在军营内不敢动弹。命令军队屠杀平民的驻军司令施维纳上校更是躲在地下室里不敢出来。无计可施的嘉乐庇不得不一面与国内联系,一面和中方谈判,试图哀求中方把条件降低一点,同时做好在解放军一旦开火就随时撤出澳门的准备。

在祖国强大的支援下,内外交困葡澳当局不得不向澳门人民低头。12月12日和13日,葡澳当局通过澳门电台,宣布完全接受广东省政府和澳门各界同胞的要求,并表示要向澳门各界中国居民代表当面交其答复。

为了表示诚意,12月13日当天,葡澳警方将罗德光等7名国民党特务从市政监狱提出,并押往拱北口岸,交给等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同日澳门市政厅贴出通告,立即查禁所有台湾国民党驻澳特务机构,取缔所有台湾社团,并将其所有人员全部驱逐出澳门(为此,台湾方面所谓的“外交部”向葡萄牙政府提交了强烈抗议)。当天,中方点名要求惩办的葡萄牙官员也全部卷铺盖离开澳门回国。

1967年1月2日葡澳政府正式发布公告,澳门禁止一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禁止悬挂被视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旗帜、徽章、标志等。”大批葡澳警察随后上门查封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澳门的机构和团体,自此台湾方面在澳门明面上的势力被完全清除(为此,台湾方面所谓的“外交部”再度向葡萄牙政府提交了最强烈抗议)。但葡萄牙政府认为中方草拟的《认罪书》内容过于苛刻,因此双方继续就文本展开磋商。

1967年1月28日中午,葡澳代表左次治律师前往拱北口岸与中方达成最终协议,表示殖民当局全部接受广东省提出的全部条件。次日,嘉乐庇亲自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签署《认罪书》,接受了澳门各界同胞提出的所有条件。当天下午,葡澳代表团经拱北到达位于前山的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临时指挥中心,表示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条件。至此,持续了58天的“一二·三事件”以中方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中国政府对外最成功的一次“炮艇外交”,1966年澳门12.3事件始末

拱北口岸

在此次事件中,葡澳当局共杀害8人、打伤212人,逮捕62人。为此葡方赔偿丧葬费、抚恤金、医药等费用共澳门元2058424元,并且将所有相关官员全部撤职查办,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并且允许凼仔居民继续建筑校舍。

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给澳门带来了全新的风气,葡澳当局和葡萄牙人此后开始不得不以比较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澳门华人,普通华人的地位与待遇大为提高。在1967年以前,葡萄牙军警、官员等对普通华人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敲诈勒索、明抢暗偷,白吃白拿,甚至动辄拳打脚踢是屡见不鲜(葡澳政府早年的贪腐可参考香港电影《廉政风暴》,港英与葡澳如出一辙)。此事件后他们全部都不得不收敛这幅做派,至少在公开场合,勒索等情况不再重现,即使发生某些侵害华人切身利益的事件,只要工联会、街坊总会、归侨总会、妇联等团体出面,葡澳政府和其下属部门也能很快解决,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拖拖拉拉。

澳门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那个困难时期,那艘小小的炮艇威武的身影,虽然仅仅只是几个小时,但对葡萄牙殖民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还引起了西方情报部门的注意,得到北约代号——“北海级” 。炮艇长驱直入濠江停泊是最终葡萄牙政府和葡澳当局认怂的最关键和最直接的原因,这次“炮艇外交”将永载史册。

众大事件:基于新材料、新视野的佛教研究丨近代中国佛教与全球化研讨会

闫磊

基于新材料、新视野的佛教研究丨近代中国佛教与全球化研讨会

2022年3月19日至20日,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域外藏多语种民国佛教文献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项目组和浙江香海慈善基金会支持的主题为“近代中国佛教(1912-1949)与全球化”的学术探讨会在线上举行。据统计,来自全球的近300人全程在线参与了这次探讨会。本次会议依次举行了9场精彩的学术发表会,来自中、美、日、法、加、新等多个国家的38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理论与范式、视野与方法、思想与阐释、文本与历史、组织与社会等几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听众展现了相关领域的最新学术动向、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预期的学术增长点。

项目首席专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致欢迎辞,并向与会者介绍了“域外藏多语种民国佛教文献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项目的预期目标和学术价值。他指出,项目组经过数年的前期研究,发现了“域外藏多语种文献群”这一近代佛教研究的富矿。“域外藏”顾名思义,指保存在域外的民国佛教相关资料,其中有在境内生成携至域外的,也有域外自行产生的;“多语种”指包括汉语在内的欧亚等多种语言;“文献群”指档案、报刊、著作、书信、日记、碑刻等多形态的文献群体。项目组将在上述“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现有资料,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本次大会的“全球化”问题即是一例。通过“全球化”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对一些重要问题予以全新的思考,如近代中国佛教徒为何要且能走向世界,与世界进行对话,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等等。项目的预期成果包括原始资料的整理出版、专项研究的开展(民国新型教团、政教关系、思想文化教育)、青年学者梯队的建设和国际学术合作。对于最后一点,王颂教授特别指出了项目的国际化特点,项目组成员有三分之一左右长期在海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任教,他们之中既有华人学者也有外国学者;项目的研究对象也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项目的实施对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形成近代佛教研究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资深学者黄夏年研究员以及浙江香海慈善基金会贤宗法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一 理论与范式

理论与范式的创建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中国研究系教授汲喆的《全球史与近代汉传佛教的跨国传播》一文,在反思欧美既往全球史书写的基础上,将宗教视为今后多元化全球史书写的重要切入点。在理论关切之下,汲喆教授指出,宗教倾向于跨越语言及社会边界的特点使其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宗教传播并不能完全化约为政治-经济扩张的附属物,也不能忽视同一性背后存在的大量差异性及多样性,因此研究者应尽可能地摆脱政治-经济决定论以及各种各样的历史决定论的陷阱。汉传佛教史能为全球史的书写提供一个“地方性”视角。通过对于近现代汉传佛教的跨国传播进行历史分期研究以及对全球化“自反性”特点的细致解读,汲喆教授指出,宗教既是全球化的动力,也是后果,同时也是反全球化的要素,有关宗教的全球化的社会学,要处理的便是宗教在全球舞台上所展现的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并探讨其纾解的可能性。

二 视野与方法

随着域外文献的发掘与利用,近代中国佛教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也逐渐发生转变,从中国本土拓展到东亚文化圈、乃至全球文化网络,从传统的佛教界内部著述拓展到世俗文献、影像等非文字资料,从个别的文化精英扩展到各个文化圈层的社会群体;研究方法也从哲学、历史学拓展到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史、概念史等领域。

美国安默斯特学院亚洲语言与文明系助理教授应磊的论文题目为《尉迟酣(1921–1981)与英语世界的太虚研究》,旨在以太虚研究为例,探讨近现代汉传佛教研究在不同学术语境下的视野与方法。通过勾勒尉迟酣(Holmes Welch)的学术历程,溯源其研究的历史语境与价值取向,揭示出他的洞见与不见以及日后太虚研究者反思和回应的基点,并且聚焦于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太虚研究的英文专著,分析以从尉迟酣到芮哲(Justin R. Ritzinger)为代表的西方近代佛教研究的变化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李建欣《论冉云华的中国佛教研究》简要勾勒了已故著名华人学者冉云华的学思历程和研究成果,他以冉云华的个案为例,对二战以后西方中国佛教研究的方法论演变,东西方相关学术领域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进行了论述。

新加坡佛学院长聘副教授纪赟《芥子间纳须弥:全球史、新材料、太虚法师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佛教》一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太虚眼中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太虚,并由此来管窥民国时期新旧交替的阵痛过程中的佛教大变局,并指出宏观的全球化视野和微观的精细化研究正是未来研究的两个基本方向。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龚隽《从经史之学看印顺佛学史研究》把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放置在近代中国学术史的脉络中进行系统论究,从晚近经史之学的流变去分析印顺佛学研究的表现,特别是其游移于经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现了如何贯通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院长、刘成有教授《内在的文明对话——以印顺为例》同样以印顺为例,讨论了宗教文明对话问题。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邵佳德《近代中国佛教的区域性、跨地域性与世界性: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展现了从具体案例到宏观理论的研究进路。以江浙地区佛教的发展情况为例,近代中国佛教呈现出平行发展的区域性、跨地域性、世界性三重特征,此研究框架对其他地区亦有适用性,可作为考察近代佛教的一种整体方法。

华南师范大学哲社学院哲学系讲师赖岳山在《论“近现代中国佛教史史料学”类例及其可能性》一文提出,相对于其他领域较为成熟的史料学,近现代中国佛教史料学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学术建设应该尽早提上日程。面对多语种、多形式的资料文献,我们必须要面对如何将宏观设想分割为微观事件或观点进而将研究推向精微、如何重新理解近代中国佛教史的起源与边界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陈进国《救劫与治生——真空教对佛教的吸纳略论》一文尝试跳出从佛教出发来研究佛教的桎梏,将目光投射于佛教之外,从近代中国本土宗教运动对佛教吸纳的方面来探讨佛教思想及团体的作用,展现出超越体制化佛教的宽阔视野。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讲师沈庭《近代中国与南亚佛教交流网络的形成与“原始佛教”概念的引入》一文透过梳理近代亚洲佛教交流网络的建立过程,重新审视“原始佛教”概念从一个历史概念转变为一个诸多因素交织的复合概念的过程,展现了运用概念史、观念史研究近代佛教书写的方法。

深圳行政学院哲学与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张蕾蕾《近代佛教“主体意识”的觉醒》一文,旨在探寻近代佛教信众区隔于他者的主体意识与身份认同生成及持续生产的过程,以及佛教主体与国家社会互动中的相互形塑作用,展现了理解近代佛教的新视角。

三 思想与阐释

今日的近代中国佛教研究已超越臧否人物与思想评述的模式,转而以思想阐释为核心,系统地寻绎佛教在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之际的历史轨迹、思想脉络、深远影响,探寻佛教思想对知识群体与文化的塑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以《民国佛教的新派与旧派刍议》为主题,从民国佛教新旧两派斗争入手,对不同派别的主张进行了梳理,对太虚、谛闲、印光、圆瑛等代表人物的观点及其思想背景进行了剖析,点出两派斗争的实质在于庙产之分配,并指明两派之间斗争并没有推动佛教的改革,反而撕裂了佛教团体。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良教授《东亚佛教视野下的对话——铃木大拙与印光大师》一文,通过分析铃木大拙1935年《中国佛教的印象》所记录的其与印光之间的对话,从东亚佛教的整体视野揭示了此段对话所透露出的思想史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张雪松的论文《太虚与“慈宗”教团的创立与发展》,考察了太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积极倡导的以弥勒菩萨为信仰核心的慈宗,将其活动轨迹划分为确立典籍、欧美考察、组织建设三个阶段。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讲师刘泳斯的论文标题为《倓虚法师创建民国都市佛教寺院的现代化手段辨析》,以图表和文字结合的形式展现了倓虚在实业与思想上对佛教现代化发挥的重要作用,打破了学界对“保守派”僧人的刻板认识。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伍国《错位与忽略——太虚欧美行的演讲效果初探》一文回应了龚隽教授既往的研究,重审太虚演讲中存在的主观评价与客观效果的差异,并指出此差异源于佛教思想家与佛学研究者之间的错位以及跨文化演讲的传播失效。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何建明以《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刍议》为题,从宏观层面区分了现代佛教历史、社会、文化三种形态,并以之分析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主任纪华传以《近代佛教的国际化及其特色》为题,分析了从杨文会到太虚再到法舫的中外佛教交流情况及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成建华的论文题目是《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实践意义》,以一个思想、三个传统、五个建设来剖析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特点。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程恭让《杨仁山先生佛教思想的理论内涵与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四大流派》回顾了杨仁山在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四大流派之间的渊源关系。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裴勇从视野、布局、实践三个方面讨论了“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进路”。

四 文本与历史

学科建设的基础是文献。通过新文献的发掘,不仅可以修订既往的研究结论,深化对历史人物与思想脉络的认知,更可以激发旧有文献的活力,相互配合构筑新的研究图景,促使研究者运用更多样的研究方法,为理论与范式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政经系教授陈继东《赫舍里如山<八宗二行>的发现及其思想史意义》一文,利用在《令知会杂志》中新发现的文本,重新揭示了杨文会十宗学说形成的思想背景,解决了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中的一大公案,在阐明近代中日佛教界思想交流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证了既往以十宗说为中心的宗派叙述模式。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的论文《艾术华及其<中原佛寺考>研究》,在介绍艾术华生平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艾术华在不同语境呈现出不同面貌,丹麦视他为建筑师,而英语世界视其为佛教研究者,其《中原佛寺考》一书在民国时期寺院生活史、制度史、建筑史等研究方面皆具有重要价值,艾述华描述性与规范性并举的研究对我们今天仍极具启发意义。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座教授、日本郡山女子大学宗教学系专职教授何燕生《我的朋友太虚》一文,通过挖掘太虚与旅日德国佛教学者布鲁诺·佩佐德以及索尔夫大使交往的新史料,揭示了佩佐德与索尔夫在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并将此三人的交流互动视为中日德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而予以剖析。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教授《新见太虚法师手札与法舫和白慧在缅印的留学经历》一文,从书信档案等原始材料入手,通过解析法舫、白慧等人留学缅印的经历,探析民国僧人海外留学、弘法的艰辛与中外佛教交流的复杂面貌。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宗教学系和佛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史芬妮(Stefania Travagnin)重视研究四川境内以往研究并不充分的“边缘”僧尼众,《四川清福和尚(1862-1940)的行脚十方:以<源因略记>为近代的西域记》一文着重介绍了新发现的清福自传体游记,并阐发了该文献在研究近代东南亚佛教交流方面的重要价值。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长聘副教授陈怀宇《普大与佛教:以校刊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勾勒了普林斯顿大学佛教研究的历史发展情况,展现了佛教研究在近代从欧洲到美国迁移的风气。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员研究员坂井田夕起子《日本占领区的大醒:抵抗与非合作》一文,梳理了特殊历史时期出家人大醒的宗教活动,并分析了其内心活动。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梁明霞《民国时期的中日佛教交流——以“中日佛教学会”、“中日佛教研究会”的活动为中心》一文,利用并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梳理了两个学会的成立概况及成员活动,并进一步分析了其背后所体现的中日佛教互动关系。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佳《长春般若寺1936年和1942年两份戒牒研究》,利用了戒牒、同戒录、传戒照片、戒钵等多种形态的材料,分析了般若寺创建者倓虚法师在东北沦陷时期的家国立场与宗教情操。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定源(王招国)《显荫法师的留日事迹与学术贡献》细致梳理了显荫留日期间的人员交往、文学创作、典籍译介和组织创建等事迹,并尝试重新评价其学术贡献。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甘沁鑫的论文《太虚对越南佛教影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回顾了既往的研究史,介绍了相关新史料,并提出了一些近代中越佛教关系方面的可能研究方向。

北京大学博士生闫磊《从业余爱好者到职业学人:北大1917-1918年佛教研究的学人群体》一文,重新考察了北大早期佛教研究的学人群体,分析了从传统庙宇到现代讲堂文化空间转换中学人的身份变动以及哲学作为一种折中策略在专业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五 组织与社会

为揭示宗教的起源与本质,宗教研究自发轫起便将宗教作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考察,透过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发掘宗教与社会的本来面目。组织是最普遍和重要的社会现象。批判性地结合西方经典理论,通过个案的观察与深描,对近代中国佛教的组织结构、运行模式、权力运作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真切地了解何谓宗教与何谓近代。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宗教系及东亚研究系助理教授融道《佛教全球化思考:以东南亚为例》以二十世纪上半叶南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国佛教僧侣为例,从方言网络、法脉传承及国族认同三方面思考佛教在多元文化殖民社会中的传播、碰撞、融合,乃至最终在地化的过程,并尝试从此案例整理出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胡永辉《近代中国最早的佛教组织形态:“佛教公所”的产生、运行及影响》一文,通过分析近代中国最早的佛教组织“学务公所”形成的背景、运行机制及社会影响,展现了从学务公所到僧教育会再到佛教会的历史发展脉络。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张佳《丛林到学院:近代镇江佛教对僧教育的探索与反思》选取了众多寺院作为研究样本,梳理了从传统丛林教育到学院丛林一体化转变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丛林与学院之间分化与弥合的内在逻辑。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何松蔚《方外之外——再探“庙产兴学”》一文,利用清代巴县档案,重新探讨庙产兴学与地方权力结构的问题。作者指出,清末兴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权威体系、打破以寺庙为中心的地方自治体系,不过是将既有的地方自治组织从帝国框架之中重新嵌入到现代国家的框架之中。

何建明、何燕生两位教授在闭幕式上进行了学术总结,王颂教授致闭幕辞。为期两日的研讨会在来自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发表人以及线上听众严肃而热烈的讨论中圆满落下帷幕。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

众大事件:重大事件!欧文采访谈到:NBA标志改为科比,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真敬佩!欧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NBA标志改为科比,科比是激励我成长的人,所有人都被科比治愈过,包括篮球!由此可见,欧文是真的对科比十分敬佩,但是将NBAlogo更换并不是随口就能说说的一件事,因此这个事件瞬间议论纷纷。

重大事件!欧文采访谈到:NBA标志改为科比,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那么,到底该不该把NBA标志换成科比呢?科比是否具有更换标志的影响力呢?

其实众人对科比敬佩的态度显而易见,只是不能意气用事,换句话说,此事情涉及众大事件,并不是光一个态度就可以改变的。科比妻子瓦妮莎在社交媒体也转发了欧文的意见,作为科比妻子的她肯定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发生,也肯定希望将科比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

重大事件!欧文采访谈到:NBA标志改为科比,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76人主教里弗斯则发出了一种不同的声音,里弗斯说到:“如果想换NBA的logo,那个人只能是乔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为了换而换,难道我们10年,20年就要换一个标志吗?”里弗斯不是不喜欢科比,也不是不支持科比,相反他对科比十分尊重,当他听到科比去世时候,他也十分难过,他只不过不支持这件事情而以,不希望一个联盟随随便便打破规则!

没错,此间事情非同小可,有人赞成当然也有人反对,不是科比是否有更好标志影响力的原因?而是规则的原因,如果一个科比可以,那么就会有一个乔丹也可以,等后来又会有一个詹姆斯可以,所以原则性问题不能随便改变。

重大事件!欧文采访谈到:NBA标志改为科比,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超级英雄,那么那个人一定叫科比-布莱恩特。作为科比球迷的我,如果我知道NBA可以将logo改为科比,我一定会十分开心,科比打的不仅仅是篮球,更是一个故事,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一个教会我们坚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作者虽然不在了,但是这个故事却一直在抒写下去,一直在流传下去,这个故事不会消失,不会停止,一直会是我们心中那个最激励人的故事!

科比固然伟大,但改变logo确实不行!比起影响力乔丹和詹姆斯也具有能力,乔丹将篮球传播给了全世界,不是一代人,而是代代相处,因此他也叫篮球之神。詹姆斯将那股奋斗的劲传给了年轻人,告诉了他们要去奋斗,因此他叫篮球皇帝,科比则是影响终身的人,他叫黑曼巴。三人都具有影响力,但更换logo确实触发原则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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