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大事件:公元2世纪中国大事件(111-120年)

admin 67 2022-03-21 18:30:09

这个十年,依然是内忧外患,国家内部自然灾害不断,外部羌人军队被汉军重创,但是位于东北地区的鲜卑军队却开始不断骚扰边疆。但好在汉军的整体实力尚在,对异族的讨伐胜多败少。

公元111年先零羌人军队攻打今山西夏县,朝廷派遣军队驻守在今河南孟津县防备羌人渡过黄河。同时派遣军队积极与羌人作战,打败了他们而使得逃走,朝廷就把孟津县的驻军撤走了。位于今东北及朝鲜的夫馀国、高句丽国相继侵入边疆进行劫掠。公元2世纪中国大事件(111-120年)

海匪张伯路再次上岸烧杀劫掠,终被汉军击败斩杀,至此海盗之患得以解决。本年,共有10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8个郡县和封国发生水灾。同时还发生了绵延九州的蝗灾(东汉分十三州)。公元112年先零羌部落首领滇零去世,由其儿子零昌继位。本年,共有十个州发生蝗灾。公元113年汉军主动出击,击败了先零羌的分支部落牢羌部。由于去年发生蝗灾,朝廷将南方未受灾州郡的租米(农民交给官府的田赋)运至受灾区赈济灾民。18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公元114年改元“元初”。朝廷在洛阳北,黄河北岸设置36处堡垒,以鼓传警,防备羌人进攻。公元2世纪中国大事件(111-120年)

东汉古城堡遗址

先零羌人军队进攻今陕西凤翔县等地,并击败了前来反击的凉州刺史。同时,住在今成都周围的夷人起兵造反,杀了县令。其他零散的羌人部落跟着反叛进攻,多被汉军击败。因羌人多年作乱,朝廷下诏免除三辅地区(以今西安为主的陕西中部区域)三年田租、更赋、人口税。。本年,洛阳及其周边五个郡县和封国发生旱灾和蝗灾。15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日南郡(今越南东河市)发生地裂,长100余里。公元115年立闫氏为皇后。先零羌人军队分兵进攻益州,朝廷派遣军队前去讨伐。汉军将领因为指挥分歧,相互不配合作战,导致大败。后来采取恢复郡县兵员,以二十人配置一匹马的方式组建了骑兵部队,将先零羌人打败而逃。公元2世纪中国大事件(111-120年)

辽东的鲜卑军复又寇掠边境城市,杀掉当地县令。位于今湖南常德市周边澧水周边的蛮夷反叛被当地驻军剿平。京师洛阳发生旱灾,黄河两岸有19个郡县和封国发生蝗灾。又有10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公元116年今广西境内的三个郡县的蛮兵反叛,朝廷派遣州郡内的汉军进行讨伐并大破蛮兵,使其投降。度辽将军(负责北部边境事宜)率南匈奴军队大败先零羌人军队。今湖南常德市周边的蛮人再次反叛,被汉军打败。上半年有10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洛阳发生旱灾。下半年有9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公元117先零羌人部落首领零昌被刺杀,趁其混乱,汉军大举进攻先零羌人部落,斩杀五千余人,主力尽丧,归附先零羌人部落的其他羌人部落一万余人向汉军投降。鲜卑军队侵入汉朝边境,被汉军与归附的乌桓联军击败。今四川西昌市附近的蛮夷大牛部落首领封离杀死县令反叛汉朝。本年中,京师洛阳及10个郡县和封国大雨成灾,另有3个郡县在夏季发生冰雹灾害。年底有13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公元118年高句丽国伙同秽貘部落合兵进攻今辽宁抚顺市。鲜卑军队寇掠边疆,进攻居庸关,朝廷派遣两万军队分驻要塞防备。今四川、云南境内的蛮人全体反叛,响应大牛部落首领封离,部众十多万,攻陷二十余县城,烧杀抢掠。公元2世纪中国大事件(111-120年)

京师洛阳及周边5个郡县和封国发生旱灾。同年又有14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公元119年汉军大败云南境内反叛的蛮人军队,斩杀三万余,大牛部落首领封离及其他蛮人部落纷纷投降。秋季鲜卑军队进攻边疆要塞,度辽将军率汉军与南匈奴联军大败鲜卑军队。朝廷派遣一千余人汉军驻扎在今新疆伊吾县对西域诸国招抚,车师前国及鄯善国前来归附。本年,京师洛阳及周边有42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随后洛阳又发生旱灾。年末,有8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公元120年北匈奴复攻车师前国,赶走国王,又准备进攻鄯善国。朝廷为有效威慑北匈奴,派出汉军驻守在今甘肃敦煌等地。公元2世纪中国大事件(111-120年)

立刘保(汉顺帝)为皇太子,并改元“永宁”。羌人沈氐部落攻打今甘肃张掖市,汉军讨伐该部落,使其纷纷投降。死灰复燃的烧当羌部落又复攻张掖市。本年,京师洛阳及周边33个郡县和封国大水成灾。又有23个郡县和封国发生地震。未完待续……

众大事件: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一、汉高祖刘邦-消灭异姓王指刘邦打败项羽后,汉朝开始的武力削藩风潮。刘邦称帝后,认为异姓王是汉朝的一种威胁,透过战争与整肃,消灭几乎全部的异姓王。从前202年十月至前196年十月,刘邦和吕雉先后捕杀或攻灭燕王臧荼、楚王韩信、赵王张敖、代王(原为赵国国相,自立为代国国王)陈豨、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新的燕王卢绾。异姓王中唯有长沙王吴臣因势小不构成对刘邦的威胁,而勉强逃过一劫。消灭异姓王之后,刘邦与元老、列侯们订立了白马之盟,规定只有刘姓的宗室可以封王。

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刘邦

史家一般认为刘邦在登上皇位后害怕被夺权,并为了使其后代不用受到功臣压迫,因此铲除开国功臣,并订立白马之盟。大部分学者认为“白马之盟”真实存在,部分学者认为“白马之盟”系伪造。伪造说者认为:白马之盟“一是订立的时间不详,二是不符合正规盟誓规范,三是没有思想基础,四是不为后人所遵守。种种迹象表明,‘白马之盟’极有可能是由功臣集团伪造的,功臣们伪造‘白马之盟’是为了给对付吕氏家族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二、汉惠帝刘盈-吕后程制吕雉早年称得上是贤惠的女人,初嫁给刘邦时,生活并不富裕,刘邦时常为公务以及与朋友们周旋,三天两头不见人影。

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吕雉

吕雉便亲率子女从事农桑针织,孝顺父母及养育儿女,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早年的刘邦常戴一顶自制的竹帽到处闲逛,骗吃骗喝,一次押解囚犯,因自己酒醉而使囚犯逃跑,自己也只好亡命芒砀山下的沼泽地区。吕雉除独立支撑家庭外,还不时长途跋涉,为丈夫送去衣物及食品。

之后,吕雉为刘邦生下一儿一女,即后来的汉孝惠皇帝刘盈和鲁元长公主。

汉惠帝在位七年,自元年起即因人彘事件不再听政,并嗜酒燕乐,导致多病;吕雉自惠帝死后即临朝称制,于吕太后元年、四年连立两任少年皇帝,共主政八年。因此《史记》、《汉书》等正史以“本纪”体例记载吕太后生平,将其历史地位看作等同于一任帝王。

吕雉统治期间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政策,废除挟书律,下令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旧典。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她的评价是“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给予吕后施政极大的肯定。

汉初制度简约。吕雉主持明确了汉朝的后宫尊卑制度,于称制七年主持重新议定了汉高祖母亲、兄姊的谥号,将刘邦的母亲和姐姐均由“夫人”升为“后”。

吕太后称制期间曾大封亲族为王。前180年8月18日(七月三十),吕雉逝世,周勃、陈平等人铲除吕氏家族力量,更立汉高祖第四子代王继承宗庙,是为汉文帝。

三、汉文帝刘恒-萧规曹随与文景之治萧何与曹参两人少年担任秦朝小官吏时,便已是好友,后来西汉建国,萧何身为宰相,曹参身为大将,地位不凡的两人却反而有了嫌隙。萧何担任相国时,参考前朝文献制订典章及制度。萧死前,推荐曹参继任。曹参上任后,认为萧何订下的法令已很完备,所以继续沿用而不作改动。

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汉文帝

曹参就任汉相国期间,整日饮酒食肉,政治上清静无为,继续执行萧何留下的政策,不予变动。 汉惠帝认为自己被曹参轻视,于是命其子御史大夫曹窋劝谏,曹参把曹窋鞭笞了两百下并赶出门外,汉惠帝于是亲自责问曹参。

曹参摘帽,向皇帝俯首谢罪:“陛下您认为,您与先帝相比,谁较为英明神武?”皇帝回道:“我怎敢与先帝比?”曹参又问:“我跟萧何比,谁较贤能?”皇帝说道:“您好像不太比得上他。”曹参接着说:“陛下说得对,且高祖跟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都健全具备。陛下只要垂拱而治,我们这些官吏坚守岗位,遵守他们的法令而不犯过失,不是很适当吗?”

时人歌颂:“萧何制定法律,调和整齐如一;曹参继任相国,遵法而不犯过失。施载清净无为的政策,人民因而安宁统一。”史称“萧规曹随”。

四、汉景帝刘启-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又称作七王之乱,发生于西汉初期的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当时以吴王刘濞为中心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由于不满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剥夺地方诸侯王权力,所以兴兵反抗,最终为汉朝朝廷派周亚夫、窦婴平定。

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汉景帝

七王为: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

七国发兵之后,汉景帝和晁错一起商量平叛事宜。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长安。窦婴、袁盎等人向景帝献策诛杀晁错,满足叛军“清君侧”的要求以换取他们退兵,景帝采纳了袁盎之计,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灭族。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腰斩晁错于东市,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然而吴王谋划数十年,以诛晁错为名,藉朝廷削地而发难,本意就是要争夺神器,并不是真的要杀晁错,晁错伏诛后,七国并不止息。景帝派遣袁盎通告七国,诸王仍不罢兵,继续西进。

五、汉武帝刘彻-汉武盛世汉武盛世是西汉的全盛时期,汉武帝身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思想与规划,在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汉武帝时代,以汉人为主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

汉武帝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皆留下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不过有些传统史家如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均认为,汉武帝力行中央集权、开疆拓土、独尊儒术、设罝五经博士等政策,虽然在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位中期之后,由于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纵享乐、荒诞迷信、残暴多疑、穷兵黩武等种种行为,造成西汉国力、社会经济、人口数量大幅衰退,当时人民承受这些现象的苦果,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因此他们称所谓的“汉武盛世”,不过在文治学术方面尤为人称道,至于武功方面则通常同情于对人民财货与生命付出过度的损失与牺牲。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最后的赞语中写道,武帝时代是两汉时期中在识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历史时期:“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的“儒雅”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之士如石建、石庆,“质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贤”之士如韩安国、郑当时,“定令”时士如赵禹、张汤,“文章”之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之士如东方朔、枚皋,“应对”之士如严助、朱买臣,“历数”之士如唐都、洛下闳,“协律”之士如李延年,“运筹”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张骞、苏武,“将率”之士如卫青、霍去病,“受遗”之士如霍光、金日䃅等,都在历史上留有盛名。而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如“飞将军”李广等其他人才,更加体现出汉武帝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班固总结说:“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他认为汉武帝时代的“功业”“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汉武帝身边聚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汉武帝

汉武帝晚年笃信巫术,听信江充谗言,导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皇太子刘据被迫杀江充而谋反,结果兵败而死,皇后卫子夫因此自杀。事后武帝也极为后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

经济上,汉武帝时代经过多年对外战争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国力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虽然这些措施为政府的带来许多收入,不过却使吏治进一步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并且越演越烈。

军事上,由于出身将门良家子的李广、李敢、李陵父子孙三代与外戚军人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发生严重派系斗争,而使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到重大的挫败。太初二年(前103年)秋,浚稽将军赵破奴率二万骑出朔方攻击匈奴,失利被俘;征和三年(前90年),又遣李广利率70,000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

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惨变,在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辛德勇认为,轮台诏不是罪己诏,关于汉武帝罪己是资治通鉴的虚构,汉武帝死后并未改变西汉对外战争的基本国策。而田余庆认为汉武帝晚期改弦易辙。

六、汉昭帝刘弗陵-霍光辅政霍光,西汉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人,政治家,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名将霍去病异母弟,昭帝上官皇后外祖父,宣帝霍皇后之父。先后任郎官,曹官、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大司马、大将军等职位,封博陆侯,谥号为宣成,是以又被尊称为博陆宣成侯。历经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期间曾主持废立昌邑王。宣帝地节二年霍光去世,过世后第二年霍家因谋反被族诛。

霍光本人身高七尺三寸(约折合1.68米),皮肤白皙,眉目疏朗,胡须很美,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他常被人和伊尹并提,称为伊霍,后世往往以“伊霍之事”代指权臣摄政废立皇帝。

霍光与同为辅政大臣的金日䃅和上官安都有联姻关系。金日䃅次子金赏的妻子是他女儿。另外一位辅政大臣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所娶则是霍光长女,有一女上官氏。上官安打算让时年仅仅六岁的上官氏做皇后,遭到霍光反对,于是转而走盖长公主的门路,成功实现目的。上官家族为了回报盖长公主,想将其情夫丁外人封列侯和光禄大夫,也被霍光驳回。霍光此前又曾多次阻止上官家族其他亲戚封官。双方因而结怨,成为政敌。此时的外朝领袖桑弘羊也因为与内朝领袖霍光发生激烈斗争,因此加入了上官桀的反霍光集团。桑弘羊在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上与霍光发生政见冲突,又因为同年霍光任命自己亲信杨敞为大司农,侵入了桑弘羊独占的财政大权,让桑弘羊愤而加入反霍光集团。

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霍光

于是,上官桀父子联合盖长公主、燕王刘旦以及辅政大臣桑弘羊等共同结成反对霍光的同盟,假托燕王名义趁霍光休假的时候向汉昭帝上书诬陷霍光有不臣之心,并内外接应,做好准备打算一举擒杀霍光,但时年仅十四岁的昭帝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不予理睬,并安抚霍光,且下令追查上书人的来历。后来汉昭帝还下令如有人上书毁谤霍光者必追究到底。

上官桀等人见无法从昭帝处下手,便决定发动政变杀霍光,废黜昭帝,立燕王为帝。但计划泄漏,霍光族灭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盖长公主和燕王旦自杀。此后霍光成为朝政实际上的决策者。

在昭帝时期,霍光得到汉昭帝的全面信任,因而得以独揽大权,他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多次大赦天下,鼓励农业,使得汉朝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对外也缓和了同匈奴的关系,恢复和亲政策。

这段时期和后来的宣帝朝被合称昭宣中兴,史家认为西汉自文景之治后被武帝穷兵黩武政策所耗空的国力在这段时间得到了恢复。

七、汉宣帝刘询-昭宣之治与石渠阁会议昭宣之治又称昭宣中兴,为西汉汉昭帝和汉宣帝在位时期(约为公元前87年至前49年)着重休养生息,以恢复汉武帝在位时严重损耗的国力,并将汉朝国力推上太平盛世。后世历史学家评定此段时间为西汉的中兴。

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汉宣帝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于终前两年下《轮台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驾崩后,汉昭帝和汉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宣时期。

昭宣时期的政治及经济措施的实行,使到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再次兴盛。刘向评论汉宣帝时称赞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

汉甘露三年(前53年),汉宣帝在大殿中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会议,详论毂梁、公羊学的相同或不同之处。命令双方本着各自的经义进行辩论。参加讨论的两派,每派五人。萧望之等多数人认为,应该遵从毂梁学。由此,毂梁春秋学大为盛行。这次会议是石渠阁会议的前奏。会议结果,增设博士至十四人,比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更进一步。石渠阁会议与汉代经学学术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汉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的枢纽,是汉代学术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点。

刘德州: “对于西汉时的石渠阁会议与东汉时的白虎观会议,学界大多认为是宣、章二帝为了统一经义、统一经学而召开的。然而经过考证可以发现,宣、章二帝并没有统一经义的意愿,两次会议也绝非是为统一经义而召开,它们只是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而已。在会议上,学者各持己见,互相辩难,即使不敌,其学说也并不会被罢黜,被取缔。”

八、汉元帝刘奭(shì)-天下第二美女昭君出塞汉甘露三年(前51年),出生于南郡秭归县的一个山村,父亲名王襄。这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前来长安朝见汉帝,成为第一位到汉廷朝见的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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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

建昭元年(前38年),以民间女子身份被选入宫,成为了一名宫女。传说画工毛延寿趁机勒索宫女。宫女们为了自己能被皇帝选中,送给毛延寿很多钱财。虽然她相貌出众,但因品格高尚,不似他人用各种手段以谋求皇帝的宠爱,毛延寿得不到贿赂,便故意丑化她。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来朝,要求娶汉人为妻,汉元帝将她赐给了呼韩邪单于。单于非常高兴,上书表示愿意永保边境安宁。后封其“甯胡阏氏”,育有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右日逐王。

西汉到元帝,国势已日趋转弱,因而汉匈得以维持了友善信赖关系,于昭君出塞后的数十年间,是由于和亲提供的生养契机。呼韩邪单于结束了匈奴多年的战乱,并寻求附和汉廷,也学习汉人的典章制度,对于双方交流建立良好的基础。所以后代诗人赵介认为昭君出塞的功绩,不输于名将卫青霍去病。昭君和亲,于民族间团结和谐的促进,作出伟大的贡献。

咏怀古迹五首之三(唐·杜甫)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九、汉成帝刘骜-赵飞燕掌权赵飞燕(-前1年),西汉汉成帝第二任皇后,汉哀帝时皇太后。她以绝世美貌著称,能歌善舞,受汉成帝专宠二十年,所谓“环肥燕瘦”讲的便是她和杨玉环,而燕瘦也通常用以比喻体态轻盈瘦弱的美女。同时她也因美貌而成为淫惑皇帝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历代文人对她的故事也很感兴趣,很多诗词文赋中都有关于她的描述。

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赵飞燕

正史未记载其本名,号“飞燕”,故称赵飞燕,野史有称其名宜主。赵飞燕体态轻盈,身轻如燕,传说中能作掌上舞,她是一位中国民间传说中最传奇和神话般的美女。正史上对她的记载很少,然而关于她的野史逸书却又很多,赵飞燕与妹妹赵昭仪(野史称赵合德)的故事是一个不断流传并逐渐丰富发展的过程,尤以《西京杂记》、《飞燕外传》最为影响深远。

元寿二年(前1年)六月,哀帝崩逝。与哀帝不睦的王氏外戚集团东山再起,哀帝宠臣和外戚遭到了严厉的打击,赵太后也没能例外。王莽挟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曰“前皇太后与昭仪俱侍帷幄,姊妹专宠锢寝,执贼乱之谋,残灭继嗣以危宗庙,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一个月后王莽又下诏将赵皇后和哀帝傅皇后一起贬为庶人,赶去看守自己丈夫的陵园,当天二人一同自杀,赵飞燕比妹妹赵合德多活了六年。

十、汉哀帝刘欣-王莽专政时代王莽(前45年-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贵乡(今河北邯郸大名县东)人。身高七尺五寸(大约173公分)。自称舜的后代。新朝皇帝。西汉末年政治人物、外戚及权臣,之后夺取皇位并建立新朝。

西汉十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盘点

王莽

元寿元年(前2年)其回京城居住。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由太皇太后王政君掌管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元始元年(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尊号,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元始三年(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年)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元始五年(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王氏命王莽代天子朝政,先后称“摄皇帝”、“假皇帝”。从居摄二年(6年),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有人开始不断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十一月戊辰(9年1月10日 / 8年12月),王莽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封孺子婴为定安公;是为始建国元年。

史家钱穆从另一角度看,认为王莽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钱穆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政治。”

众大事件:陆建德|唐末“广州事件”面面观

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陆建德

历史事件的描述总是因观察角度而异,且以唐末黄巢在广州的一次残暴行动为例。

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唐代的广州曾是这条贸易线的枢纽,蕃舶凑集,货物纷华,城中还有蕃商居住“蕃坊”,旺季人口稠密。船来船往,完全依赖印度洋上风向相反的夏季季风和冬季季风。“当时航行南洋之中国船,构造设备均佳。但不论中船外船,航行必藉顺风。大约自南海来华,多在旧历四月末至五六月西南风起之际。十月末至十二月东北风发时,则自华出海。故各埠蕃坊,每年五月至十月约半年间,为最繁盛之期。”(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订,中华书局,1954年,51页)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在他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1963)第一章展开了色彩斑驳的海上丝绸之路画卷。但是,以广州为东方中心的国际贸易也因唐末内战受到沉重打击:“僖宗乾符六年(879),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率部掠夺了广州,他们屠杀外国人,并且摧毁了养蚕的桑园(唐朝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依靠蚕来生产的),这样就导致了广州的财富及其显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尽管在九世纪末,广州又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但它以往的重要地位却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7页。不必查核原文,就可以断定“农民起义军”的译法是不很妥当的。中文里的“起义”一词含有天然正当性,参与者的行动也不容否定,“掠夺”即“劫富济贫”,“屠杀”就是“消灭”。)这次浩劫就是本文题目中说的“广州事件”。

如果没有阿拉伯商人写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初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纳忠校,中华书局,1983年,此书根据法国学者索瓦杰的法文译本译出,中译本第二卷从藤本胜次日译本转译),这次事件就湮灭了。中译者在“前言”中说,阿拉伯作家关于中国的著述基本上都得自传闻,“本书却是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记录而写成的,文辞朴实无华,翔实可靠,是古代中外交通史上重要文献之一”;而且,“本世纪初,我国学者如张星烺等就曾多次提到此书,在他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中,还曾摘译此书若干章节。三十年代,本书有刘半农父女合译的《苏莱曼东游记》(据费琅法译本译出)”(《中国印度见闻录》,第3页,这一版本的法译者是J. 索瓦杰,较刘半农、刘小蕙父女使用的费琅法译本更为可靠,《苏莱曼东游记》1937年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蔡元培题签,译文1927年开始在《语丝》周刊和《地学杂志》发表)。

陆建德|唐末“广州事件”面面观

《中国印度见闻录》

陆建德|唐末“广州事件”面面观

《苏莱曼东游记》

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起首第二段,“尸罗夫港的阿布·赛义德·哈桑”说道:

自从“此书”撰成以后,世变日亟,尤其是中国的情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由于事变频仍,开往中国的航船已经绝迹;在中国的国土上,田园荒芜,秩序荡然,国势也逐渐衰落了。……中国的情形,以曾经在那里主宰一切的王法和正义为发端,全都变样了;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这些都是起因于下述事件。

在中国,出了一个名叫黄巢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从民间崛起的。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后来便抢夺兵器,打家劫舍。歹徒们追随如流,集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势力终于壮大,人马日益增多。于是,他的野心膨胀起来了。在众多的中国城市中,他开始向广府(Khanfu,广州)进发。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从海边走去,还有几天的路程。广府位于一条大河之畔,河水是淡水。

广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

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我们特意提起桑树,是因为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一直喂到蚕把自己包裹起来(藏在茧中)为止。因此,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

他洗劫广府以后,又接二连三地捣毁其他城市,中国皇帝已经仓皇失措了。不久,他竟打到京畿,直逼名叫胡姆丹(Khumdan,长安)的京城。皇帝只得舍弃京师,逃到邻近西藏边境的穆祖(Mudhu,成都),在那里设置了行宫。这样,叛党的天下不仅得以继续保持,而且势力越来越大。(《中国印度见闻录》,95-97页,尸罗夫是中世纪波斯湾著名港口)

比较刘半农、刘小蕙译文:

在中国捣乱秩序与正理,而且使[中国与][波斯海湾的]西拉夫埠间的海洋关系断绝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发现一个叛贼,他的名字叫做黄巢。他开始时所用的是诡计与假恩惠,后来就从事于武装的攻击,使[人物与财产]都受到损害。他先把他近旁的官员们都毁了,后来他的势力日见增进。他的接济也日渐扩大了。他把预备工作做完以后,就向汉府(Hanfu,即广州)进发,这是中国的一个城,是阿拉伯商人的汇集处。从汉府到海,就步行说,还有几天的路程;其城建于一条没水的大河的旁边。汉府人不愿意黄巢进城,黄巢就把城池围困起来,围困的时间很久,其年乃回历二六四年(即公元八七八年)也。后来城破了,城里的居民悉被杀害。据熟悉这件事的人说,当时在城里做买卖而被杀死的回教徒、犹太教徒、耶教徒和马士德教徒(Mazdeens),共有十二万人,中国人还不算在内。此四种教徒的数目之所以能于确定,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人要按人口征税的原故。黄巢把桑树和别种树一起砍去。我们所以要特别提出这桑树,为的是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直喂到蚕自己藏入茧子的时候为止。桑树既已砍去,中国对外的尤其是对阿拉伯的丝绸出口事业,就跟着完了。

黄巢毁坏了汉府以后,继续着把所有的城一个一个的毁坏。当黄巢进攻京城的时候,中国王就匆匆忙忙地逃走了。这京城的名字叫作户姆丹(Humdan,即西安)。中国王从户姆丹逃到与西藏相近处的一个城,叫做马都(Madu,即成都),就在那里住下。

乱事继续着,乱党的势力日渐扩大。黄巢的意志,和他所预定的计划,是要毁坏各城,而且屠杀城中的百姓,因为他自己并不是王族中人,而他又很热烈的要攫取权力。后来他的计划居然实现了;他做了中国的王,直到现在我们写这部书的时候。(《苏莱曼东游记》,华文出版社,2015年,58-60页)

回历264年即唐僖宗乾符五年(878),比新旧唐书所载广州陷落早一年,桑原骘藏断定阿拉伯史料记载的年份更为准确,似可商(详见《中国印度见闻录》相关注释,139-140页)。引文第二段中“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道出了江湖上的成功秘诀,不过中文“狡诈多谋、仗义疏财”的负、正搭配不大符合惯用法。刘半农父女的译文是“他开始时所用的是诡计与假恩惠”,与原文的用意更接近。宋江“仗义疏财”,意在扩张势力,收买人心,背后是算计,而非仁爱。他那用不完的银子就是“假恩惠”。

近些年来,已有学者从唐代广州本地人口、海港停泊商船数量和“蕃坊”的面积等方面论证寄居城中经商的外国人不可能达到十二万之多,“广州事件”即使确有其事,受害者肯定低于此数。但是我国史学界一般也不回避“广州事件”,镇江学者陈裕菁(陈裕菁的生平事迹见李军《陈氏译订〈蒲寿庚考〉书后——陈裕菁与〈禅那室日记〉》,载《书品》2012年第二期,44-51页)近百年前翻译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印行,1954年、2009年再版),参稽考订,详加辑补,在第一章注五的译者按语里以《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述“广州事件”中的受害者人数、民居特点证明Khanfu即广州。阿拉伯商人叙述的可靠性也在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编《古代中国与阿剌伯之交通》得到认可。郑天挺在四五十年代的北大、西南联大和南开讲授“隋唐五代史”课程,他的1952年备课卡片中有这么一条:“唐代海外贸易以南洋、印度、锡兰、大秦、波斯、大食为主。贸易中心以交州、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为主。唐政府设提举市舶使监督税收及贸易,后多以宦官主之,并以之监视岭南节度使等官吏,权势甚大。自广德元年(763)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叛乱,市舶使权遂移于地方官吏节度使、观察史之手。交易商品以香料、生药、象牙、犀角、珍珠、玳瑁为多。安史乱后,南海贸易稍衰,未几复盛。黄巢起义。杀广州外国商人十二万人,阿剌伯商人商业遂衰。”(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王力平等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145页)

陆建德|唐末“广州事件”面面观

“黄巢起义”

此时“农民起义”的话语正在迅速形成,几种后出的通史影响较大,都避而不谈黄巢乱军在广州的作为。周谷城的《中国通史》(1957)只列出黄巢起事后攻占路线,广州仅是诸多地名之一(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页)。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初版1965年)第二册“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部分提及黄巢如何突入江西,经宣、歙抵达浙东,再进入福建。“乾符六年(879),起义军的主力出现在岭南,占领了广州。黄巢在广州发布文告,指斥唐朝宦官专权,纲纪败坏,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主张。他并且宣布就要北上攻打长安。”(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215-216页。《旧唐书》卷二百下:“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广州事件”在这套大学教材中是缺席的,但是编撰者在讲述“唐代文化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时又写道:

海上交通的主要路线是从广州通向越南、印度尼西亚、锡兰、伊朗和阿拉伯。唐朝中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四千余艘。唐朝末年,泉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唐的商船也远航马来半岛、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中国史纲要》,251页)

引号标出的文字取自记述鉴真东渡事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编撰者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唐朝末年泉州港口日益重要——因为广州的外贸突遭致命打击。

黄巢攻陷广州后再北伐,这段历史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中如此反映:“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二月,义军循今福建泉州、漳州、广东潮州、梅江地区,胜利夺占了南方重镇广州,生俘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义军随即向西扩展,占有了桂州。……黄巢占领广州后,一度想据有岭表。但是,广大义军群众要求北上‘以图大事’,把反对唐王朝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346-347页)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史稿》记述颇详:“阿拉伯商人和旅行家开始远游东方,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也记载了从波斯湾到中国的海路,而广州就是他们东航的终点站。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的《印度、中国行记》中留下对中国的有趣记述。”(《中国史稿》,507-508页)《中国史稿》和《中国史纲要》一样,对“广州事件”只字不提,所不同的是介绍了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这本书(书名与刘半农父女译本不同),给有心人留下线索。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完成于1965年,四年后他就去世了。这套书1978年再版时更名《中国通史》,书中揭示了私盐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

王仙芝、黄巢都曾贩卖私盐。唐末割据者如王建、钱镠以及吴国权臣徐温,也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私盐与这些人有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唐玄宗时,盐价每斗十钱,每斗一百一十钱,盐利成为朝廷重要的收入。盐是生活必需品,即使价贵,贫民总得购买一些。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因之专在盐利上想法,逐年增加税收,从每岁收入四十万缗开始,到唐代宗大历末年,每岁竟增至六百余万缗。朝廷岁入,盐利占半数。宫廷费用,诸军饷需,百官禄俸,都靠盐利来支付。唐朝对盐利的重视,可以想见。唐德宗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钱,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自唐德宗时起,朝廷规定各种苛法,派出大批官吏,查禁私盐,凡卖私盐一石以上,处以死刑,一斗以上,处以杖刑。私刮碱土一斗,等于卖私盐一升,也要处罚。朝廷出卖官盐,豪强出卖私盐,都是大利所在,双方斗争非常剧烈。凡是贩卖私盐的人,必须结交一批伙伴,合力行动,又必须有计谋和勇力,足以对抗盐官。贩私盐的规模愈大,这些条件也愈益具备。黄巢就是这样一个贩私盐者,一旦与起义民众结合,就成为有能力的首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408页,这个版本的《中国通史》共十册,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由蔡美彪主持编写)

这段非常难得的叙述让读者意识到,朝廷针对私盐制定苛法,也有其维护贫民用盐权利的一面,而私盐贩子黄巢实为称雄一方的强豪。即便是相对廉价的官盐,没有可靠的销售途径,还是要被盐商转手获利。“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正因为国家统治程度低下,才会出现朝廷无法应对盐商投机。在这一册《中国通史》,范文澜述及唐后期的钱镠时称他早期“从来不爱生产劳动,专以贩私盐和掠夺为业”,后在董昌土团中当偏将:“八七八年,王仙芝余部曹师雄攻浙西,唐杭州刺史募各县士兵,成立杭州八都,使董昌为八都长。八七九年,黄巢军经过临安,钱镠用诡计骗黄巢军,临安不曾被攻。这算是有功。”(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401页)最后这五个字,不仅仅是指钱镠为自己的升迁创造了有利条件。范文澜是杭州安定学堂(现在的杭七中)的毕业生,料应去过西湖边的钱王祠,如果他内心庆幸临安逃过一场劫难,也不难理解。至于“广州事件”,《中国通史》非但采用了《中国印度见闻录》里的记录,还将黄巢所杀人数的上限提高。评价、解释这次事件的语言有点想象不到:

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徒、祅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广州是外国商人和教徒的集中地,商人贩卖珍宝等奢侈品,供唐统治阶级享用,是中国民众的间接剥削者,又勾结唐官府,依势放高利贷,是中国民众的直接剥削者;黄巢军中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意思是杀儒生,战争一定要失败。黄巢出身不第进士,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他宗教是异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显的剥削者。黄巢杀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但广州未必有如此大量的外国人,如果真有这样多的人,民众受害更大,那末,黄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同前,415页。“广州事件”中被杀的外国商人、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与《中国印度见闻录》有出入。这一估算的数字来自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中《古代中国与阿剌伯之交通》第130页。见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674页。二十万的数字最初出现于马斯迪欧的《金草原》[即马苏第的《黄金草原》,已有耿昇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见《中国印度见闻录》, 140页。)

史学界五十年代初以来就采用了阶级的观念来统领“广州事件”的叙述,这段文字是比较代表性的。七十年代后期,唐史专家胡如雷延续了这一说法。《唐末农民战争》有一小节题为“广州之役”,作者讳言“广州事件”,却强调黄巢在广州“求节钺”,只是变通之计,绝非动摇和乞降(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年,104-105页)。但是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长期惨烈内战的所谓“历史推动作用”时,作者将商人定性为“剥削阶级”,在经济上予以打击反而是必要的:“农民战争对转运奢侈品的大商人,尤其是波斯、大食等蕃商的打击特别沉重。据阿布赛德哈散的记录,在唐末农民大起义期间,阿拉伯与中国的贸易已‘完全停滞’,外国商人靠经营中外贸易为生而‘至此破产者,所见皆是也’。”以致到了五代十国,“蕃商和国内巨贾贩卖奢侈品的活动大为削弱,有利于抑制统治阶级的奢靡浪掷,声色狗马,自然间接有利于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唐末农民战争》,191-192页,引文中的“阿布赛德哈散”就是《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的叙述者“尸罗夫港的阿布·赛义德·哈桑”,作者材料来源也是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其实范文澜和胡如雷笔下的“民众”和“劳动人民”从事各行各业,无人不是商品的制造和使用者。懋迁有无,双方受益。阿拉伯商船满载而来,也期望满载而归,他们在居留广州期间必定会采购大量货物(也算是阿拉伯市场的“奢侈品”),很多中国人从互市中获利。黄巢大规模砍伐桑树,意在断绝广东丝绸织造的产业链和从业者的生路,受害者主要是当地人,包括普通百姓。再说,《中国印度见闻录》第十三条还有关于华舶远航波斯湾做生意的记载,假如丝绸业暂时凋敝,华商可出口的货物就少了一大宗。“广州事件”对丝绸之路的伤害是无法套用阶级的观念来抹平甚至美化的。

除了“锦缎和丝绸”,《中国印度见闻录》还提到陶器:

他们拥有黄金、白银、珍珠、锦缎和丝绸。尽管这一切极为丰富,但仅仅是商品,而铜钱则是货币。人们给他们贩来象牙、香料、铜锭、海贝(乌龟贝壳)以及前面提到的犀牛。……他们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莹得如同玻璃杯一样:尽管是陶碗,但隔着碗可以看得见碗里的水。(《中国印度见闻录》,15页,伯希和曾指出这是“西方关于瓷器的头一次描绘”,中国的陶瓷、瓷器在黑衣大食时代就流行于伊斯兰世界,转引自《中国印度见闻录》注释,69-70页。)

显然陶器也是阿拉伯人喜爱的商品。1998年,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Billiton)海域被发现,沉船满载唐朝货物,有金银器皿、调味品陶器和瓷器(包括长沙窑在内的著名窑址产品)等各种文物六万余件。唐代广州是南北方陶瓷产品的集散地,从广州出发远销阿拉伯世界。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1月10日,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在上博联合举办“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稍后(2021年1月26日至5月5日)广州南越宫博物馆举办“泛海凌波——九世纪以广府为中心的贸易陶瓷专展”,展品中有六十八件(套)“黑石号”(Batu Hitam)出水文物。两次展览的展品都是以陶瓷产品为主,可见“广州事件”势必也伤及国内多处窑口的出口阿拉伯生意。以往唐末农民战争的研究者把商人列入“剥削阶级”,强调对富商巨贾采取革命行动也是势所必然的。但是丝绸和陶瓷的生产者也是劳动人民,没有人经营他们的产品,他们将何以为生?

那么,为什么黄巢要对丝绸之路上东方最大的港口广州下此毒手?《旧唐书》卷二百下有这段文字:

[黄巢]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讬越州观察使崔璆奏乞天平军节度,朝议不允。又乞除官,时宰臣郑畋与枢密使杨复恭奏,欲请授同正员将军,卢携驳其议,请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请以高骈讨之。及巢见诏,大诟执政,又自表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亦不允。然巢以士众乌合,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的叙述大致相同:

巢陷桂管,进寇广州,诒节度使李迢书,求表为天平节度,又胁崔璆言于朝,宰相郑畋欲许之,卢携、田令孜执不可。巢又丐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

原来他求官未成,以屠戮和掠夺泄愤。广州贸易经营得法就是不竭的财源,但是管理一个国际港口,必须有一套成熟的机制。黄巢“志在夺攘,谋非远大”(《旧唐书》卷二百下),无意将精力投入需要远见和实践智慧的社会建设与发展。最恶劣的是朝廷不允所请,他也不肯将广州留给他人。历史上能给社会造成破坏的流寇,接受“招安”后,朝廷也会封官。唐朝的藩镇都曾求节钺,以此表示自己的合法性。黄巢索要官职,是当时的通常做法,却曾经被认为有辱农民起义英雄的美名,有人为了维护他与腐朽没落的封建皇朝绝不妥协的立场,就断言这些文字是旧史官的伪造(如吴泽、袁芵光的《黄巢“乞降”问题考辨——唐末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之二》,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五期,47-57页)。改革开放后,对历史的态度有所改变,杨善群撰《黄巢乞降经过考辨》一文,否定了伪造说(该文载《求是学刊》1980年第四期,116-120页)。但是此后出版的某些唐末农民战争叙述依然使用二十世纪描写、评价二十世纪革命的语言,如曹州、濮州、郓州和沂州被称之为“革命摇篮”,而黄巢始终高举“革命的大旗”,与投降派王仙芝作坚决的斗争,在军事上化整为零,打了就跑,实施了战略转移等等(详见诸葛计:《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牵强比附的叙述框架之内,已无乞降和“广州事件”存在的余地了。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张艳

众大事件:能简单的描述一下青山控股镍事件吗?

大实话:这次“妖镍”事件,绝对是一场可以载入史册的金融对决。为了能让一些金融小白也看得明白,这事我就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一下。

要搞明白这件事,首先要先知道一些基础的行业术语。

1、空头:就是东西降价才能赚钱的一方。

比如说,今天是3月9号,张三手里有一根金条,这根金条现在市场售价100块钱。

李四跟张三说,你把金条借给我用一个月吧,然后等4月9号的时候,我把金条再还给你。于是,张三就同意了。这里要注意,等到了4月9号的时候,李四也必须给张三金条,而不是100块钱。

李四拿到金条后,转手就在市场上把金条卖了100元装进了口袋。

很快,到了4月9号。这时候如果市场上金条售价低于100元,比如说是80元。那么,这时候李四就可以用80元买下金条,还给张三,这样李四就能赚到20元差价。

但是,如果说到了4月9号,市场上金条售价是120元一根,那李四就必须多花20元买下金条,这样一来,李四就相当于赔了20元。

在这个故事里,只有金条价格下降了,李四才能赚钱,李四的角色就是空头。

在这次“妖镍”事件里面,青山控股的角色就是空头,也就是这个小故事里李四的角色。

2、多头:那些赌东西价格涨来赚钱的,就是多头。具体理解可以参照上述空头的解释。

然后,咱们再来说青山为什么要这样干。

青山控股为什么要做空头?青山最早其实是做不锈钢的企业,因为生产不锈钢会用到大量的镍金属,再加上青山也有实力,所以就把产业链一把抓,于是就开始进军镍矿。2008年次贷危机后,青山就趁着全球资产价格下降,开始布局全球,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镍企业。

手里握有这么多纯镍,那要是赶上镍价格上涨,那卖了就能多赚钱。但是,要是赶上行情不好,镍价格下跌,那分分钟就是几千万上亿的资金打水漂啊。

为了对冲自己的风险,青山就开始在镍的期货市场充当空头角色。赌镍价格下跌时自己赚钱。

反正就是,镍的价格要是上涨了,自己手里有现货,卖了就能多赚钱。要是赶上镍的价格下跌了,那自己手里有镍期货,也能赚钱。这样一来,就能把风险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当然,青山是行业的大空头,这事基本上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正常情况下,青山确实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千算万算,谁能算到俄罗斯会打乌克兰呢?又有谁能想到,西方国家会因此制裁俄罗斯的企业呢?又有谁能想到,被制裁的俄罗斯企业里面有恰好有世界上最大的镍矿企呢?

能简单的描述一下青山控股镍事件吗?

于是乎,问题就来了。由于俄罗斯的镍矿企业被制裁,然后就导致了全球镍价格上涨。

不过,咱们刚刚已经说了,青山手里也有大量的纯镍现货可以卖,按道理来说,正常情况下的镍价格涨了,青山就可以通过卖掉手里的高价镍现货,用现货赚到的钱,然后平衡一下在镍期货市场亏损的钱。

但是,人总是会贪心的嘛,青山也不例外。

因为青山本身就是镍期货市场的大玩家,可以说其体量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镍价格走向的。既然有这样的实力了,那要是不利用一下,赚更多的钱,岂不是太浪费了?

于是,青山在伦敦镍价2万美元的时候,大量买入了镍空单。具体买了多少,咱不知道,不过根据市面上一些报道说是有20万吨的镍空单,这差不多是青山年产量的30%。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到期要给人家现货镍了,青山一时半会儿肯定是拿不出来这么多纯镍的。如果没货,那就要给钱。

而现在伦敦镍价是多少呢?8万美元,涨了6万美元。这也就是说,20万吨的镍空单,青山真要给钱的话,就要赔到120亿美元。基本上直接就连裤衩都没了。

当然,伦敦镍价能够一下子涨到8万美元,背后也是有跟青山差不多量级的大佬在作妖,那就是上边图片中,全球镍企业市占率4.5%的嘉能可。而嘉能可就是这件事里的多头。

目的就是吃掉青山,当然,双方这时候基本上都是拼上身家性命在赌了。

按道理来说,俄罗斯的镍矿企业被制裁,嘉能可又不会借镍青山周转,青山肯定找不到那么多镍进行现货交割,赔钱的话肯定要破产倒闭的。

但是,但是,万万没想到,此时青山背后出现了一股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出现了,此处省略一万个字。眼看嘉能可已经是胜利在望了,这时候青山说,老子手里有镍可以进行交割,咱们3月9号的时候正常交易就可以了。

这下轮到嘉能可傻眼了。嘉能可本来就是生产镍的,是卖家。自己手里的还卖出去呢,要你青山一个买家这么多的镍干啥。

本来是想当多头,然后趁着俄罗斯企业被制裁拉高镍价,然后一举拿下青山,结果没想到,人家手里有东西。青山没拿下,自己就要成冤大头了。

那这时候,嘉能可该怎么办呢?两条路,要么收下青山的这20万吨镍现货,要么玩儿赖。

而现在大概率来看,嘉能可是要选择玩儿赖。请看下图:

能简单的描述一下青山控股镍事件吗?

看到了吧,伦交所说3月8号的交易不算数。

这是啥意思呢?这就好比伦交所是开赌场的,嘉能可和青山是两个最大的赌客。伦交所也做着担保人的角色。

一开始,嘉能可和伦交所都认为青山要输了,于是一逼再逼青山赶紧亮底牌。结果青山把底牌亮了以后,嘉能可发现,我靠,小丑竟然是我自己。于是便开始联合伦交所这个庄家,说想想办法,这事算了吧。

于是,赌输的嘉能可便和庄家伦交所狼狈为奸,开始玩儿赖。

当然啦,青山能够短时间内筹到这么多纯镍,大概率也是伤筋动骨了的。但是,嘉能可肯定占不了便宜。

不过,这事也充分说明了,西方一直宣传的什么公平交易,自由市场,真的就是纯扯淡,一场战争下来,底裤都不穿了。各种肮脏卑鄙的手段都用上了。

所以啊,还是咱们大中国好!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啊哈哈哈哈!!!!

有理有据,实话实说,关注:大实话。让我们一起用理性的视角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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