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大事件: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admin 15 2021-11-20 23:01:07

美国曾对台湾有个评价,说她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可见台湾在中国国防乃至全球战略上的地位。历史上,我们也称台湾为“七省之藩篱”、“东南之锁钥”,在中国历史上,台湾地区一共发生过大的、历史有记载的,一共有12次军事战斗。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第13次战争吗?

孙权派人赴夷州根据《三国志·吴志》,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带领一万士兵,去找夷洲(今台湾)和亶洲(今日本?),听说秦始皇曾经派方士徐福带领男童女几千人到海上寻找蓬莱神山和仙药,留在了亶洲没有返回。世代相传已经有几万户人家了,那洲上的人,常常有人到东吴来买布,会稽东部各县的人出海航行,也有遇到大风飘到亶洲(今日本)的。那地方非常遥远,卫温等人没有能到达,俘获了几千名夷洲(今台湾)的人回来。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按笔者看来,孙权的初衷是去找神山和仙药。在清末民初的连横《台湾通史》也引用了《后汉书·东夷传》的说法,大致也是这个意思。这些文字就是目前全世界关于台湾最早的文字记录。

隋炀帝三遣流求根据《隋书·流求国》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䵶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将南方诸国任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据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掳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拒绝。”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意思是,隋炀帝曾经3次派人到流求(今台湾),原本想招抚他们,但因为当时的流求的土著不从,就大破流求王的部队,攻破宫殿,掳掠了数千人返回。从此与流求的关系就断了。《隋书·陈稜传》也有记载。闽书亦曰:“福州之福卢山,当隋之时,曾掠琉球五千户置此,尚有其裔。”

南宋开始有驻军根据南宋楼钥《汪大猷行状》记载:“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四月起知泉州,道郡。……郡实滨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今澎湖)。忽为岛夷号毗舍邪者掩至,尽刈所种。……初则每遇南风,遣戍为备,更迭劳扰,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军民分屯,军民皆以为便,不敢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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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大致是,汪大猷刚到泉州,有毗舍耶人登上澎湖列岛,劫掠泉州移民的粮食庄稼。接着汪大猷在澎湖列岛造屋200间,遣将屯兵。起初,宋军对澎湖列岛是春夏派兵、秋暮回归的定期戍守,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汪大猷把定期戍守改为常年戍守。这是中国政府正式在台湾地区设立常年军政机构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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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福建路

周必大的《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汪公大猷神道碑》也可以证实“四月起知泉州,……有毗舍耶蛮,扬帆奄至,肌体漆黑,语言不通,种植皆为所获,调兵逐捕,则入水持其舟而已,俘民为乡导,劫掠近城赤屿洲。于是春夏遣戍,秋暮始归……”

元末初设巡检司根据《元史·琉求》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九月,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往降之,不听命则遂伐之,朝廷从其请。……成宗元贞三年(公元1297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言,今立省泉州,距琉求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之,不必它调兵力,兴请就近试之。九月,高兴遣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赴琉求国,擒生口一百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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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时期,台湾

根据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说:“至元间,立巡检司”。至此,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进行管辖,这次历史上中国第一次设立机构进行管辖统治。

朱明抗外三保台根据《明史•沈有容传》,万历年间,明朝与倭寇和荷兰人在台湾地区爆发了三次战斗。

第一次: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倭寇侵占东番(台湾),四处侵扰福建商民与台湾先住民,沈有容将军率领21艘战舰出海,突遇狂风,仅存14艘。通过澎湖,前往东番,与倭寇遭遇,烧沉了倭寇6条船,斩首15个人,夺还了男男女女370余人。

这次作战中,沈有容邀请了陈第(古北口将军)一同前往,陈第将这次访谈和观察之见闻,写成了《东番记》,包含了地理疆域、组织社会经济生活、民俗等方面,是现存研究早年台湾最重要也是最为可靠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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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大明一统天下图》福建(局部)

第二次: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韦麻郎率领三艘巨舰,以互市为名,向高寀行贿,企图向葡萄牙占领澳门一样永远占领澎湖列岛。沈有容严正交涉,指陈利害,迫使韦麻郎退兵。

《明史·外国·和兰》对这件事有详细的记载,“有容负胆智,大声论说,酋(韦麻郎)心折,乃曰‘我从不问此言。’其下人露刃想诘,有容无所慑,盛气与辨,酋乃悔悟,令之範还所赠金,止以哆嗦嗹、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馈宷,乞代奏通市。宷不感应,而抚、按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由是接济路穷,番人无所得食,十月末扬帆去。”

今天,在澎湖天后宫仍有一方“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石碑,以纪念其保卫台澎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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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在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实行原来丰成秀吉的南线计划,命令村山等安侵占台湾。根据英国商馆馆长考克斯在其日记记载说:“长崎等安之子率兵船13艘前往占领高砂岛(Taccasange),彼等如此称呼此岛,我等称为福尔摩沙岛(Isla Fe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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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年日本绘制的《宽永舆地图》

倭寇出发后,在海上遇到风暴,只有一只船到了台湾,不敢回日本,所以侵犯福建,被沈有容率军歼灭。至今在东莒岛(东沙岛)上还留有董应举当年纪念沈有容擒倭的石刻(大埔石刻),碑文为:“万历疆梧大荒落,地腊后挟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不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这应该是明代抗倭历史上生擒真倭最多的一次。

荷兰侵台根据《明史·外国·和兰》,在沈从容退荷兰人之后,荷兰人又两度侵占澎湖筑城要求通市,后来经历了著名的“澎湖海战”后(《明史·外国·和兰》上有记载),荷兰人退往台湾岛。根据《明史·外国·鸡笼山》,“至万历末,红毛番泊舟于此,因事耕凿,设阛阓,称台湾焉”。也就是“台湾”说法的由来。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到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时,荷兰人派出部分人侵入台湾岛(台南),并在岛上修筑了热兰遮堡(即台湾城,今安平),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又在热兰遮堡对面的赤嵌山上修筑了普罗文查堡(即赤嵌城,今台南)。后来,又打败了占领北部达16年之久的西班牙,于公元1642年,攻陷鸡笼,占领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领20镇(约2.6万人)分2个梯队,击败荷兰人,成功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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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3月,郑成功率领舰队驶抵澎湖,因大风影响,休整到四月初一日晚进军台湾。当时因为荷兰主力返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只有2000余人,分别驻扎在热兰遮堡、普罗文查堡。郑成功乘涨潮时由鹿耳门港进入台江,先在禾寮港顺利登陆本岛,攻取兵力薄弱的普罗文查堡,再攻取热兰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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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荷兰总督揆一分两部反击,一部渡江增援普罗文查堡,一部攻击郑成功舰队,结果荷兰最大战舰“赫克托”号被击沉。四月初六,普罗文查堡投降。后,第二梯队援军到达,荷兰援军也在七月到达,郑成功采取“围困待其自降”的方针,最终在1661年底,接受荷兰投降,结束荷兰38年的殖民统治。

康熙收台始设府根据《清史稿》《清圣祖实录》《清代传记丛刊》等记载,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郑成功收复了台湾后,病逝,其子郑经继位。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暴卒,内部斗争激烈,郑氏集团政局不稳、风雨飘摇。

在这期间,清廷共陆续与台湾郑氏集团进行了九次和谈,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康熙帝在平复了“三藩之乱”后,决定趁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斗争激烈、部分军民离心离德的大好时机,筹备出兵台湾。

据同治《泉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年),恢复福建水师建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任命熟悉台海、作战勇猛的万正色(原来湖南岳州水师总兵官)为福建水师提都;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朝廷共接受台湾郑氏集团投诚的官员1237人、士兵11639人。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派施琅率水师3万余人 ,战船300多艘,从福建东山岛铜山港誓师出发,出征澎湖。台湾郑氏集团的统治者郑克塽则派勇敢善战的刘国轩守卫澎湖。

郑军利用熟悉岛屿的优势,众炮齐轰,交战双方极其激烈。施琅趁着“南风大发、南流涌起”,利用“火器、火船,乘风纵发”,大败郑军。刘国轩仅率残余的30余艘船仓皇逃回台湾,“克塽大惊,遣使诣军前乞降”。

平定台湾后,对于如何处置台湾,大家议论纷纷。主要有这三种处置方法:

第一种观点:有的大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有的大臣说“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就是认为台湾与大陆隔着台湾海峡,管理比较难,而且还要费很多钱,对于饱经战火的清廷来说太难了,不如迁徙当地百姓放弃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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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 台湾府

第二种观点:卖给荷兰人。据载,康熙十八年二月,康熙又“特谕荷兰国王,令具夹板船二十艘,载劲兵协力攻取二岛。”在清廷与荷兰人的协议中“攻取此岛(台湾)后,清军应将该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与荷人,以供荷人居住”,毕竟当时的清廷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南明势力,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么。

第三种观点:进行管理。据施琅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康熙听后,与相关大臣多次商议之后,决定采纳施琅的意见。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改置台湾府,属福建省,领县三。”

晚清五次退英军鸦片战争时期,在台湾地区也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役5次,均被时任台湾兵备道(台湾地区军事长官)姚莹击退。

姚莹(公元1785-1853),字石甫,安徽省桐城人。《清史稿·姚莹传》“(道光)二十一年秋,英兵两犯鸡笼海口,明年正月,又犯大安港。莹设方略,与达洪阿督兵连卻之,大有斩获,收前所失宁波、厦门炮械甚多。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9月30日,英军双桅炮舰“纳尔不达号”向基隆(鸡笼)轰击,参将邱镇功指挥发射八千斤巨炮还击,英舰被击伤,在逃跑中触礁沉没,英军阵亡32人,被俘133人,武器、地图被基隆守军缴获。同年,10月19日,英军一艘三桅兵船攻击三沙湾,登陆后被守军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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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3月11日,英军“纳尔布达”号“阿恩号(音译也称安因)”等三艘舰艇,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的战术,其中“阿恩号”被当地守军(伪装成渔民)引诱至多礁石处搁浅,打死伤英军数十人,俘虏49人,缴获11门大炮等战利品。

另外还有两次战斗: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打得落荒而逃。这五次胜仗,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都是因为姚莹作了充分准备,有兴趣的可以网上搜索陈友兵先生的《文武兼备、“皆堪大用”的一代奇才——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三十一》,对姚莹的保台抗英有详细记录。

日本两度侵台湾根据《清史稿》和清人罗惇曧的《中日兵事本末》《割台湾记》,日本和清政府在台湾主要发生过两次大的战斗:

第一次:牡丹社事件

背景:琉球王国自朱明王朝开始,就是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也认可中国为宗主国,由于琉球朝贡明朝是所有藩属国中最多,然后把“中国丝绸”换取“日本白银”,引起日本的觊觎。1609年,萨摩派入侵琉球,攻入王都,从此琉球处于“中日(萨摩派)”属国,一方面统治阶级受到萨摩派的掌控,另一方面又每年向中国朝贡。1867年,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为了转嫁国内焦点和矛盾,便有了“征韩论”和“出兵台湾”的想法。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10月,琉球宫古岛向那霸上缴年贡的船回航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被台湾原住民杀害的事件。此类事件时不时发生,按惯例都是由中国政府抚恤、送还本国。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日本政府外务省向中国总理衙门提及,简单回复“生番(台湾原住民)既我之化外,伐与不伐,惟贵国自裁之。”日本以此为借口,对台湾出兵。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过程: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5月8日,明治政府因外交压力决定暂停此次行动,西乡从道(日本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独断率领3600名士兵出兵台湾,在社寮(今台湾省屏东县)登陆,这也是日后日本军国主义军官在战场上不听上级、独断专行的滥觞。

到5月21日,日本与原住民有零星交战,互有伤亡。5月22日,日军抵达石门村,遭遇原住民强烈抵抗、发生激战,台湾原住民牡丹社头目阿碌父子战死。 6月1日,日军分三路攻打牡丹社、高士佛社和女仍(尔乃)社,7月1日台湾原住民三社投降。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讲述台湾原住民抗日的电影《赛德克·巴莱》

清政府也于5月下旬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台湾事宜,由淮军唐定奎率领装备精良的主力十三营6500人赴台,中日实力悬殊,加上日军水土不服,开始谈判。

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中日签订《北京专约》,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银50万两,10万两是“抚恤”,40万两是“购买道路房屋”,并迫使清廷承认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即间接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日兵归国,行凯旋礼;进从道爵。盖自是益轻中国矣。”清政府认识到台湾重要性,于1885年建设台湾省。

第二次:乙未战争(马关条约后抗日)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4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所属岛屿。台湾民众拒绝接受,开始抵抗。

根据《瀛海偕亡记》,日军先行攻占澎湖,“方澎湖急时,炮声隆隆震台湾,自辰及午息”。“ 迨戊午(四月十七日),而唐抚军(唐景崧)有伯理玺天德事,称台湾大总统,建号民主国,立蓝地黄虎旗,有誓死不去意……帮办大臣刘永福守台南,尤民望所归。”

6月2日,“日兵船谂知鸡笼炮台固,不易攻,亦旋驶东北至澳底(港口)而登。”之后大部队在台湾岛北部基隆登陆,向台北进军,然后再向台湾南部推进,与此同时,澎湖列岛的日军部队再转而向台南地区,进行合围。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台湾人民孤军抗战,持续到1896年3月才得以结束,进行了台北作战、台中作战、台南作战等大小战役。据井出季和太的《台湾治绩志》记载:日本政府投入超过其总数三分之一的陆军师团, 联合舰队的半数舰只, 另征发军夫26000人、 军马9400匹, 10841名官兵战死和病死,才将台湾的主要城市全部占领。

法国两次北攻台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12月,法国为占有越南北部,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并进而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发动了中法战争,并在东南沿海(福建、台湾等地)开辟战场,入侵台湾的战争主要有两次。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法军绘制,基隆港地图

第一次: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8月5日,法国舰队在远东舰队副司令利比士的指挥下,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炮,强行登陆,对港内军事设施进行了破坏,并于6日向基隆市街进军。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部英勇反击,法军伤亡100余人,逃回舰上。

第二次: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9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法军再次进攻台湾,进攻并占领基隆。同时,法军在副司令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进攻沪尾(淡水)。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在权衡利弊之下,决定率部退守沪尾(淡水)。10月1日,法军进犯淡水,被守军击退。10月8日,又再次炮轰炮台,强行登陆,被刘铭传率军截杀,逃回舰上。

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至此,法军无力进攻,只能封锁。1885年10月,清政府设置台湾行省,刘铭传为台湾的第一任巡抚。

国共内战夺金门自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在台湾地区真正发生过军事斗争(有正面战斗并有伤亡)的一共有2次。

第一次:1949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厦门后,发动了攻打金门岛的战役,并在25日凌晨夺取了金门岛上古宁头阵地。但因为后续兵力跟不上,国民党军队增援快速,26日晚,登陆的万余解放军战死或被俘。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1950年,解放军组建海军、空军部队,在福建前线集结15万人的部队,6月,毛泽东主席指定由粟裕负责组织台湾战役。7月,解放军对台湾进行侦察,决定8月开展攻台作战。因朝鲜战争和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搁置。

第二次:1954年9月3日开始,解放军对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实施炮击,持续到9月22日,共发动作战18次,击沉国民党舰艇3艘,击伤4艘,摧毁炮兵阵地11处、仓库6座。此后,又开展了多次炮击金门的行动,尤其以1958年8月23日的炮战震惊世界,就是有名的“金门炮战”(台湾称为八二三炮战)。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在炮战的44天内,解放军向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射击炮弹近50万发。国民党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吉星文、赵家骧、章杰等中弹阵亡。后期,解放军重点封锁海运线,以舰艇和岸轰围困金门。国民党驻军也进行了反击。炮战期间,国共空军也进行了交战,并击落解放军空军歼5战斗机一架。

10月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10月20日和25日,双方又进行了炮击作战。1959年的1月15日之后,双方形成默契,每逢单日,双方都进行小规模射击或发射宣传弹,大规模的炮战没有发生。

台湾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几次军事战斗?

1960年,解放军又发动较小规模的六一七炮战、六一九炮战,之后采取“单打双不打”方式陆续鸣炮,直至1979年中美建交为止。金门炮战不求杀伤和占领,而是政治意义高于军事意义的战争。

文:紫溪云渡

地史馆原创,禁止转载

众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百年经验

作者:张士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探索中,积累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宝贵经验,主要包括: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交互融合,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精神实质;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相辅相成,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逻辑前提;讲求斗争策略,坚持把握规律和善于行动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环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全面提升,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并成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一条主轴、一条主线。面对种种重大风险挑战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正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才汇聚起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重要条件支撑。立足“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经验的价值意义。对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百年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既能通过回首过往危难时绝处逢生、挫折中不断奋起的奋斗路来汲取营养,又能为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增强勇气和力量。

人民立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庄严宣告凸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崇高理想。列宁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①,强调共产党人必须“正确表达人民的想法”②。这些重要论述彰显着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人民至上”的初心与使命,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站稳人民立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根据。

站稳人民立场,就是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矢志不渝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原则。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没有哪一件不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没有哪一次是脱离群众孤军奋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③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中,从而激发了广大群众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革命热情,有效凝聚革命力量,厚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系列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从未背离人民立场。1959年,面对西藏分裂势力制造的武装叛乱,党中央与其进行了坚决斗争。这场关系西藏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斗争“决定了西藏各族人民同解放军并肩斗争来平息这场叛乱,决定了武装叛乱必然要失败”④。党中央的平叛政策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为迅速平定叛乱打下了坚实根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挑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江泽民同志认为:“我们党正是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才战胜种种困难,创造出种种奇迹。”胡锦涛同志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明确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才领导亿万群众治理洪水、抵御风雪、抗击地震、战胜疫情,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大风险挑战中攻坚克难、转危为安。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从联防联控到复工复产,保卫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的稳定发展,打赢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对“人民至上”这一马克思主义鲜明品格的赓续传承,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群众力量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宝贵经验的再度证明。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统一的。”⑤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守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的交互融合,有效实现党与人民之间彼此信任、彼此依靠的良性互动,牢牢构筑了党和人民祸福相依、命运与共的价值基础。正因如此,在重大风险挑战来临之时,中国人民总能以极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党的主张转化为自觉行动,汇聚起万众一心的强大合力来抵挡困难。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持之以恒坚守人民立场,才能在人民的英雄本色和时代洪流的同频共振中继续披荆斩棘、谱写新的篇章。

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相辅相成,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逻辑前提

常怀忧患意识,是共产党人心系天下的情怀彰显和担当作为的使命体现。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列宁指出,在建立苏维埃制度的新的事业中,不可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强调“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⑥。这些重要论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及社会命运的深刻忧患意识,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做到居安思危,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实践根基。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工程,防范、应对、善后、总结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忽略,其中,防范风险是掌握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主动权和制胜权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两手抓”,才妥善应对一次又一次的风险挑战。1945年重庆谈判前夕,面对未知前路,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⑦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毛泽东同志清醒认识到如果不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⑧,进而领导全国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在内忧外患的革命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以史为鉴,又审时度势,以高度的警惕之心为预防风险和应对风险做好了充分准备。面对改革开放这一翻天覆地的大事件,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犯错误“要争取犯得小一点”,而且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⑨。江泽民同志指出:“有备才能无患。要充分估计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对各种可能性都应该预作考虑、预为准备。”⑩胡锦涛同志强调:“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正是中国共产党以未雨绸缪的高度清醒防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风浪,才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等国内外风险挑战。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一项常态化的重大工程,对防范化解七个领域的重大风险作出了深入分析和明确部署。我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发展关键阶段,同时也是各类矛盾和风险的易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申“要增强忧患意识”,指出“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开展扫黑除恶、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对底线思维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坚持运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忧患意识有效防范风险挑战宝贵经验的再度证明。

“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在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 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精神特质,已通过与无数次重大风险挑战作斗争的艰险历程镌刻进中国共产党人的骨血与基因里。在新的时代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重视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这样,才能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时刻警惕治国理政道路上的潜在风险因素,才能以更谨慎的态度科学研判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才能以更高的站位全力以赴作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战略部署,从而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主动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重要保障。

讲求斗争策略,坚持把握规律和善于行动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环节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离不开正确的斗争策略,斗争策略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应对风险挑战中的智慧总结,体现对斗争形势的科学研判和斗争方法的理性分析。恩格斯指出,革命策略就是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列宁认为:“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 这些重要论述彰显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斗争规律和斗争实践的辩证思考,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讲求斗争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

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讲求斗争策略,既要抓住矛盾的普遍性以把握其中蕴含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深入剖析矛盾的特殊性以便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迅速确定行之有效的方案并投入行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谋定而后动”与“谋定而快动”相结合,才得以抓住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最佳时机,取得显著效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站起来的道路充满坎坷,没有高明的斗争策略将寸步难行。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 ,就能改变敌我的优劣形势,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勇敢的中国人民英勇奋战,在敌后战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富起来的道路并不平坦,没有高明的斗争策略将风险迭出。邓小平同志在清醒认识改革开放存在风险性的基础上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原则,他指出:“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发展大势,既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正确方向,又以具体政策铺实改革道路,实现了改革和稳定的齐头并进。世纪之交的国际环境风云诡谲,不讲求斗争策略就难以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1999年,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野蛮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国际关系中十分复杂的斗争”,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既要“立场坚定”,又要“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要根据美国的态度和整个事态的发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抗议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不可战胜。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健康、社会发展都造成较大的威胁,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都通过科学防治策略进行了有效应对。在防治“非典”斗争中,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必须尊重科学规律,采用科学方法,依靠科学手段,切实做好治疗、预防、控制各项工作”。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打胜仗首先要有正确战略策略”,党中央“立足地区特点和疫情形势因应施策”,形成了全国一盘棋全面抗击疫情的战略格局。中国人民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战略能力和执行能力,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的创新性应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策略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宝贵经验的再度证明。

“应对风险挑战,属于解决重大矛盾,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战而胜之。” 因此,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必须既发扬敢于斗争的精神,又发挥善于斗争的智慧,既保持坚定不移的原则,又善用灵活多样的方法,通过规律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结合,使斗争策略发挥其最大效能,在斗争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在踏平坎坷成大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路上致胜致远。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全面提升,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列宁强调:“苏维埃俄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的。”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面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侵袭,必须依靠一个强大政党有效凝聚力量。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起这样的使命。从初步诞生到不断壮大,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的历史,我们党也正是在这样的历程中确保了自身始终成为应对风险挑战的顶梁柱。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各方面繁重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当时中心工作,及时开展了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有力推进了当时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同志指出“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领导智慧,妥善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证明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生命力,有力地回应了“共产主义失败论”的错误思潮,扭转了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低潮局面。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罕见的特大洪水,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急行动,力挽狂澜,取得抗洪抢险的胜利。江泽民同志指出,这次胜利再次说明“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党能不能正确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 ,2008年汶川地震来袭之际,胡锦涛同志强调“越是危急时刻,越要加强领导”。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党领导人民迅速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从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迅速建成到各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有序实现,都彰显了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坚定维护,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坚强领导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宝贵经验的再度证明。

领导水平影响着党在人民心中的权威,执政本领关系着治国理政的效能,二者全面提升,是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共产党能更快更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历史证明,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全面提升,与一切不利于维护党的领导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才能将党的优势与群众优势紧密结合,确保全党全国人民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保持思想统一、政治团结、行动一致,为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提供根本保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国内或国际的、短期或长期的、潜在或突发的,各个领域的风险挑战必将不断考验着党和人民。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汲取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百年经验,才能打好新时代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长期战役。这就需要我们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过程中,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交互融合,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精神实质;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相辅相成,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逻辑前提;必须讲求斗争策略,坚持把握规律和善于行动有机统一,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环节;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全面提升,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未来,我们要根据应对重大风险挑战面临的新形势和新实践,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基本要求,在战略上精心谋划,在理论上深刻阐释,在实践中有效推进。评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质量与水平,不仅仅要考量单个要素的成效,更要考量整体系统的性能,关键要看以下几个主要指标:多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意识,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多大程度上健全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制度,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丹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AWTJ3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②《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

③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第340页。

④程美东:《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5-200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⑤韩喜平:《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人民立场的坚守》,《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1期。

⑥《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4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7页。

⑩《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2页。

《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9页。

许先春:《“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战略思考》,《党的文献》,2020年第4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1页。

颜晓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风险挑战重要论述的三维释读》,《求索》,2020年第4期。

来源: 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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