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大事件:卡还在,店没了?预付式消费频爆雷如何破解?

admin 33 2022-04-25 21:30:51

过去近一年时间,重庆家长王琳一直有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烦心事:她花了两万元给孩子报了个校外艺术培训班,可孩子去上课没几个月,培训机构毫无预兆地关门歇业,并以经营亏损为由拒不返还剩下的学费。

和王琳有相同困扰的还有另外150位家长,他们都是同一培训机构“卷款跑路”的受害者,各自预付的学费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爆雷”事件时有发生,尤其在教育、健身、美容等行业频现。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维权成本高等原因,想要把属于自己的钱讨回来,消费者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结果还不能如愿。

王琳和150名家长也走上了维权路,重庆市因此有了全国首起由消费者组织支持消费者集体起诉预付式消费退费纠纷的案件。

卡还在,店没了

“付款之前我还专门多问了一句,万一孩子课没上完机构就关门了怎么办?”回忆起2021年初的情形,王琳忍不住自嘲是“神预言”。

家住重庆市黔江区的王琳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为了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几番考察后,她选择了一家名为“金鹿角教育广场”的艺术培训机构,让儿子上口才班,女儿上拉丁舞班。

按照“金鹿角”规定,如果不办预付卡,一个孩子一节课的费用是65元。如果办理一张1万元的“终身学习卡”,孩子可以不限次数参加相关培训直到18岁。王琳以每月上10节课计算,一个孩子一年的费用就在7000元左右,“比较起来,办‘终身学习卡’确实很划算”。

王琳记得自己办卡那天,还有好几位家长也在选择会员套餐,再加上前台工作人员信誓旦旦承诺企业办学有实力有保障,她也没再多犹豫就刷出了两万元。

据重庆市黔江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李力介绍,“金鹿角”是当地一家规模颇大的艺术类培训机构,设有口才、美术、书法、舞蹈、跆拳道、少儿英语等课程。除了“终身学习卡”外,该机构还提供年卡、暑期卡、春季卡等预付卡供学生家长选择。

预付式消费被称为新型消费模式,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新事物。已长期存在且广为人们接受的公交卡、电卡就算是一种广义上的预付式消费形式。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布《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会员卡是指发行人和其会员之间,以契约形式确定的会员消费权利的直接消费凭证,且明确会员卡仅针对高尔夫球俱乐部等高消费体育运动项目使用。

该《办法》已于2007年废止,但会员制及其关联的预付式消费模式却相继在教育、健身、美容、餐饮等行业铺开。买卖双方都受益是这一消费模式长期存在的基础——“卖卡”能让商家快速回笼资金进而拓展投资和经营的规模,“办卡”后能享受的折扣和优惠对有需求的消费者又确有诱惑力。

王琳说儿子龙龙性格比较内向腼腆,在口才班锻炼了几个月后,龙龙明显变得自信了,这让她觉得培训这笔钱花得挺值。

2021年5月的一个周末,按计划龙龙要去“金鹿角”上课。前一晚他就兴奋地告诉王琳,上一堂课结束时老师要他准备一篇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稿。当天出发前,他还几次提醒妈妈把手机充好电,以便在课堂上录下自己的表现。然而,当母子俩按约定的上课时间来到“金鹿角”,看到的却是紧锁的大门和十多位同样不知所措的家长与学生。

回过神来,王琳立即拨打了培训班老师的电话,得到的答复让她更感到心凉,“老师说机构资金链断裂主要负责人‘跑路’了,他们也被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

站在一旁的龙龙低着头,手里的演讲稿已被他揉得不成样子。

必须维权,可维权很难

维权,必须维权。得知“金鹿角”关停、负责人“跑路”后,这是家长周伟的第一个念头。因为12岁的女儿玲玲要准备拉丁舞10级考试,就在机构“爆雷”前不久,周伟刚为她缴纳了两万多元的培训费。突然发生的变故,不仅让剩下的1.9万余元学费可能打水漂,也让女儿错过了当年考级的机会。用周伟的话来说,钱和时间算不上多么重大的损失,但遇到这种事,人心里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事发后几天时间里,共有一百多位受害学生的家长加入了维权群。根据统计,有超过1000名学生因为“金鹿角”突然关闭没能完成培训,但其中大多数学生家长由于损失较少或怕麻烦,选择“自认倒霉”。

维权确实是一个“麻烦”的过程。周伟回忆,家长们先是找到黔江区教委,但教委管理的是大中小学校;社会培训机构的主管部门是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可“金鹿角”已经停业,相关负责人也联系不上,黔江区市场监管局除了协调、约谈外并无采取强制手段的权力;有人建议报警,但对于民事合同纠纷,公安机关也无法立案办理……

“我们打了许多个电话,跑了许多个部门。”周伟说,家长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求“金鹿角”退还剩余培训费并依法做出赔偿,“可好像怎么也讨不到说法”。

2012年9月,商务部发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商务部对从事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有监督管辖权。截至目前,这是我国唯一一部从国家层面针对预付卡管理设立的规定。此外的有关规定则散落在多部法律之中,不成系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在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看来,十年前出台的《管理办法》已无法适应如今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管理办法》没有涵盖教育、旅游、健身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就让目前一大批推行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游离于规制之外。再加上相关监管部门权责未清晰界定,最终导致消费者投诉无门。

近年来,因预付式消费引发的纠纷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数据显示,仅在健身行业,上海市2021年就收到预付卡类投诉1.6万件;去年,郑州市12345热线接到的预付卡相关投诉也有16144件。

“这其中,有的经营者确是因为经营不善等因素导致无力退还预付款,但也有一些商家以格式条款、霸王条款给消费者挖坑,更有甚者以低价优惠诱导消费者办卡充值后卷款‘跑路’,这就涉嫌诈骗犯罪了。”李建律师说。

2021年5月下旬,周伟等家长向黔江区消委会求助。考虑到家长们前期奔走无果,黔江区、重庆市两级消委会沟通后初步决定通过司法渠道协助涉案家长维权。

“由于本案涉及人数多,又是当前消费纠纷的主要痛点之一,当时我们就考虑支持消费者发起集体诉讼。”重庆市消委会秘书长谷丹说。

2021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提出,要健全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探索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但在本案发生时,全国还没有可借鉴的先例。

当年7月,谷丹代表重庆市消委会出席了有黔江区市场监管局、消委会、人民法院、公安局、教委相关负责人以及法律专家、家长代表共同参与的座谈会,会上各方对发起集体诉讼有了初步共识。随后,重庆市消委会在全国首先出台了《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工作导则》,明确对预付式消费纠纷、群体性投诉、经营者拒绝调解等案件,重庆市各级消委会应在协助消费者取证、向受案法院递交支持起诉意见书、以支持起诉人身份参加庭审等9个方面给予消费者支持。

8月,重庆市、黔江区两级消委会正式受理了151位家长的申请,支持他们向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赢了

2021年11月17日,是“金鹿角”一案首次开庭的日子。由于该案原告人数多,黔江区人民法院决定分10次、连续5天公开进行审理。第一天开庭前,20多位家长早早地等在了法庭外。

“直到那时候,部分家长心里还是不安稳的。”王琳回忆,“毕竟谁也没经历过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源于13世纪的英国,现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仍有实行。它的最大特点和最大威慑力在于,只要有一个人发起诉讼并获得赔偿,其他所有相同利益受损者都能按比例获得赔偿额。

在中国民事诉讼法中,与集体诉讼相似的是代表人诉讼制度。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这被视为中国版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权利受损的中小投资者自此拥有了便利、低成本的维权渠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预付式消费模式中如发生商家‘跑路’现象,相关消费者与证券纠纷中的中小投资者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谷丹表示。

作为支持起诉人,谷丹也在开庭首日准时抵达法院。但进入法庭后,她发现现场并没有“支持起诉人”标牌,就此她立即与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一开始,法院方面对这个超出常规的要求有些犯难。但谷丹坚持认为,市、区两级消委会早在10月就向法院递交了《支持起诉意见书》,成为案件审判过程的参与者,“有身份就应该有座牌”。

最终,法院采纳了消委会方面的意见,而开庭前的这个小插曲也预示了全国首例由消费者组织支持消费者集体起诉校外培训机构退费纠纷案的不寻常。原告、被告代理律师做出相关陈述后,谷丹代表重庆市、黔江区两级消委会发表了支持集体诉讼意见,认为被告预先收取原告培训费后,既不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又不退还剩余的培训费用,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辩论环节,面对“金鹿角”一方以经营管理不善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由,既无法向原告提供培训服务也没有资金退还学费的说法,谷丹还根据对相关证据的了解,就培训机构经营状况、相关负责人卷款“跑路”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事情发生后大家心里都很憋屈,她的那些话有理有据,听着特别解气。”周伟说,尽管法官多次敲槌提醒,但当时旁听席里的原告家长还是忍不住为谷丹的陈述鼓掌叫好。

2021年12月23日,黔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一审宣判,判决被告退还151位消费者剩余培训费用。“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件一般小额多发,对于违法主体,消费者组织依据专业指导性文件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更具有威慑力。”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黔江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龚节华这样评价。

收到判决书当天,周伟发了个朋友圈:“维权半年多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文字下方,他还配上了喜极而泣的表情。

让不法商家“无路可跑”

今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 2020—2021年度消协组织维护消费公平十大典型案例,重庆这起由市、区两级消委会支持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并胜诉的案例入选其中。相关专家在对此案的点评中指出,预付式消费“爆雷”案件涉及消费者众多,相关方面积极稳妥的处理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消费公平具有重要作用。

“商业预付卡的出现,初衷是为了便利公众支付、让经营者与消费者实现互惠双赢从而刺激消费。”在谷丹看来,频频出现的预付式消费经营方“圈钱跑路”现象会打击消费者信心,破坏诚信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不法经营者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普遍抱有单个消费者没有时间、精力打官司的侥幸心理。支持权益受损的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就是要让想动歪脑筋的商家断了念头。”谷丹说。

“金鹿角”一案后,重庆市消委会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工作导则》,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部分区县法院拒绝消委会代表以“支持起诉人”身份出庭以及有的消委会因不作为不愿参与诉讼过程等问题。就此,今年3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消委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消费纠纷诉源治理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强调要积极探索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明确消委会可通过在庭审中协助举证、发表观点等方式支持当事人诉讼,人民法院应充分听取消委会的支持起诉意见,依法、公正、及时地维护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就在《意见》出台当月,在重庆涪陵区消委会荔枝街道分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103名消费者领取了该区一儿童摄影店退还的共10余万元预付款。

和大多数“跑路”商家的套路一样,今年1月,这家儿童摄影店毫无预兆地关门歇业。涪陵区消委会在接到多位消费者投诉后辗转联系上摄影店负责人,然而对方却以资金链断裂、受疫情影响不便外出等理由拒不配合调解。

多次协调无果后,涪陵区消委会决定支持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通过司法程序维权。没想到消息传出后,摄影店负责人突然转变了态度,不仅出面参与调解,还在较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退款资金。“由此可见,当‘跑路’风险增加、代价变大,部分不法商家就很难再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态度。”谷丹表示。

截至目前,重庆市各级消委会支持消费者提起的集体诉讼已有10起,涉及消费者325人,诉讼标的金额347.92万元。已审结的9起案件均以消费者胜诉结案。

建立全消费周期监管机制

打赢官司的喜悦没持续多久,一个新问题又摆在王琳和周伟等家长面前——“金鹿角”所属公司没有资金履行退款责任,目前黔江区人民法院已经启动了相关强制执行调查程序。

“‘金鹿角’是典型的轻资产运营机构,老师是聘请的,培训场所和办公桌椅是租来的,完全没有可供法院执行的财产。”庭审结束后,李力一直关注着案件的发展,据他介绍,“金鹿角”关联企业的负责人名下也没有能被强制执行的资产。

支持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预付式消费维权难的问题,但这种事后应对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比较而言,有效预防相关“爆雷”事件发生才是让预付式消费模式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李建律师看来,消费者预先支付了费用,经营者能否提供约定服务具有不确定性,商家与消费者的“一对众”的格局又进一步放大了信用风险,“这就要求建立预付款第三方管理和支付机制以保证资金安全、加强风险防控”。

2018年7月、2019年4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相继发布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以及《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因此成为我国最早以地方性立法规制预付式消费市场的地区。

“上海模式”一方面将“个体工商户”纳入预付式消费监管范围,另一方面规定设立预收资金余额专用存款账户,既确保商家预收资金能用于特定的用途,又有效避免了出现纠纷后消费者“占理却拿不到钱”的情况出现。

与上海、重庆一样,近年来多地都在对健全预付式消费模式进行各种探索。“从长远看,要让消费者付得安心,还是要从国家层面颁布适应市场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起贯穿整个消费周期的监管机制。”谷丹说。

“金鹿角”关停两个多月后,王琳重新给两个孩子报了艺术培训班。这一次她选择只预付10个课时的费用。王琳说,现在听到“预付”两个字心里就不舒服,“如果最终能把剩余的学费拿回来,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心病”。(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琳、周伟、龙龙、玲玲为化名。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记者 李国)

来源: 工人日报

众大事件:沈曼开机回应大事件“不要跟我长牙舞爪,碰我一下你也得疼!”

随着“时代”众主播开机“大事件”,没过多久“沈曼”开播表示自己了解了一下情况,自己只是被比次了几句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旗下主播比较团结,见到公会和老板被攻击站出来讲了几句!

同时,沈曼坦言这位主播确实有多次说过时代比次过自己,但作为新闻主播都是为了吃饭博眼球,可能现在楼派的主播过得都不是很好,因为没有什么大哥在,但这并不代表楼派的主播好欺负!

自己也不管这个派那个派,对主播来说吃得饱就行,你怎么攻击我都没关系,我是不会搭理的,但上升到公会层面的话,旗下主播做什么,自己只能做到制止,其他的东西自己是管不了的!

沈曼开机回应大事件“不要跟我长牙舞爪,碰我一下你也得疼!”

随后沈曼还放话道:虽然说现在的时代不是以前的血色,但现在的时代依然是时代,是骡子是马你可以拉出来溜溜,但凡你要碰一下,你得也疼,不管你是谁,就一个互联网不要跟我张牙舞爪,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

众大事件:大沽口事件究竟是咋回事?段祺瑞因此下台,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统领的国民军成为北方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在苏俄的支持下(苏俄希望利用国民军的力量平衡亲日的奉系并稳定蒙古边境的形势,向国民军派出顾问,提供了数量不菲的军事援助),利用各地反奉倒段运动高涨的形势,到1926年初,国民军的力量发展到鼎盛,数量达五个军30万人,以西北为中心,控制或影响着河南、陕西、甘肃、察哈尔、绥远、热河等西北和华北省份(这也是以后以国民军为中心演变而成的所谓西北军的由来)及京津地区。

一、大沽口事件的背景

此时,国民军开始与国民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国民党政工人员在国民军中担任部分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中共也认为国民军表现“进步”,开始争取国民军的工作,以冯玉祥为北方地区可能的合作对象。

大沽口事件究竟是咋回事?段祺瑞因此下台,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民众运动在国共两党的发动下日渐高涨。奉军将领郭松龄因奉系内部矛盾,抑郁不得志,乃利用高涨的反奉形势,与国民军联络,率部倒戈。郭松龄属奉系新派将领,该派在第一次直奉战后渐渐取代老派在奉系的地位,郭松龄在其中风头甚劲,并与张学良关系甚笃,手中掌握着奉军的精锐部队。

冯玉祥利用奉系内部矛盾,疏通与郭松龄的关系,许其利益,促其倒戈。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发出倒张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由张学良继任奉系领袖,随即督率所部大举出击奉天,势头甚猛。25日,冯玉祥通电呼应郭的主张,但未按事前承诺及时出兵支援,反而部署所部攻击郭的盟友、驻津奉军李景林部。面对郭军的攻势,张作霖手足无措,奉军无力抵挡,只能以出让东北权益,乞求日本援助。在日本驻东北部队的干预和支持下,郭军反胜为败,郭松龄被捕,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同被处决。郭松龄起事的失败对冯玉祥颇为不利,冯部虽然通过驱逐李景林在华北尤其是京津地区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却在郭失败后受到强势奉系的挤压与威胁。

北方形势的发展,使直奉各派军阀感到“赤化”的威胁,而国民军及其首领冯玉祥则被视为重要“祸源”。直、奉之间曾两度发生战争,吴佩孚与张作霖结怨甚深,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实败于冯玉祥倒戈,因而吴仇冯更甚于怨张。而张在浙奉战争中惨败,几至覆没,亦与冯玉祥暗中联络郭松龄倒戈有关,故张对冯亦极为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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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冯的共同仇恨以及对“赤化”的一致担忧,加之各自力量严重削弱,追使吴、张走上“释嫌修好,合力对冯”的道路。1926年1月,奉张、直吴化干戈为玉帛,达成谅解,开始联合对付国民军。

为暂避奉直联盟之锋镝,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请辞本兼各职,通电下野。9日,执政府通令派冯往欧美考察实业,任张之江接冯的西北边防督办职。但张作霖和吴佩孚均不原谅冯玉祥。

1月中下旬,张作霖的奉军、吴佩孚的直军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分三路向冯部发动攻击。3月初,国民军在河南失败,丢失开封、郑州,18日,直军又进占石家庄。与此同时,直鲁联军突破马厂,逼近天津。3月初,奉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军舰五艘、商船八艘运送张宗昌部,企图在大沽口登陆,随即袭击北塘。这两次军事行动导致了国民军与奉直军队的直接军事冲突。

二、日本军舰为何要强闯大沽口?

为防备奉军军舰从海上进攻,3月9日晨,国民军“敷设水雷十个于河口,完全将河口封锁”。奉鲁军舰则于当日驶近海岸,向大沽炮台开炮,国民军起而应战,“该地全然化为战场,轮船航行极感危险,交通杜绝”。同日上午,驻津英、日总领事会商,决定向鹿钟麟提出抗议,鹿表示只须奉舰退出,“所埋水雷,即可起出”。驻津英日总领事复致电两国驻奉领事,“嘱其向张作霖交涉,劝张即日撤回军舰,俾交通得以恢复”。

下午4时,毕庶澄因北塘陆路战事不利,“知事不可为”,率舰队离开大沽,返回青岛。10日,驻京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交抗议书,抗议国民军封锁大沽口,抗议奉军与国民军在天津至秦皇岛一带交战,致使“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拆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北京政府“迅即制止中国之交战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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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书威胁道:“设中政府未能进行完成此种目的,以符《辛丑条约》之规定,则各代表保留保护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讨论权。”当天,鹿钟麟通告在津各国领事,大沽河口所埋水雷已全部起出。

3月12日,国民军致电北京国务院,对封锁大沽口的原因作了以下解释:

“查国际惯例,对交战团体,素以平等待遇为主。近乃迭据报,敌军每倚界外人,在天津沿海地方,对于国民军有种种危险行为,甚至外舰运兵,由北塘上陆,外交团迄未加制止。国民军迫不得已,暂将海口封锁,以为自卫之计。”

国民军同时表示:

“为尊重邦交条约起见,将以自动的开放大沽口岸。”但提出三项条件:“一、外轮通行海口时,必须有一引水船为前驱,此引水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二、外船出人必须悬持其本国国旗,不可混淆;三、人口轮中之华人,须经国民军一度检查,方许通过。”

同日,日本驻天津领事与鹿钟麟交涉,称日本第十五舰队驱逐舰“藤”号行将入港,请转饬驻防塘沽之国民军,得到鹿氏同意。鹿并电饬炮台驻军遵照放行。日领嗣派驻塘沽的日总领事馆员藤井书记生于12日午前(7时)协同驻大沽的日本陆军运输部员杉本少佐前往塘沽炮台接洽。国民军则派军官一名前往日舰具体交涉。双方商定了入港的时间、旗号,并约定入口时须先停靠某地,入口后须缓行,以便炮台士兵辨认。

大沽口事件究竟是咋回事?段祺瑞因此下台,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

下午3时40分,日舰“藤”号与“吹雪”号驶近大沽口,该两舰“俱悬有日本军舰旗及鹿钟麟所预定之暗号C旗”,但炮台士兵认为舰数不符(认为只谈妥“藤”号一艘入港),时间不对(认为商定的人口时间为上午10时),且入口时又不暂停,“乃发空炮警告,令其停止,盖炮台守军深恐另一舰系奉舰尾随其后,若任其驶入口内,必酿成重大事变也。料日舰以机关枪应战,致炮台愈形恐慌,惧有或种企图,不得已亦用实弹还击。日舰见炮台强硬禁止,始退出口外”。

此次双方炮击的结果,国民军方面受伤十余人,日军受伤四人。

事件发生后,鹿钟麟即电告外交部,嘱令速向日本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外交次长曾宗鉴乃于当晚7时派秘书沈觐鼎赴日本使馆,向芳泽公使口头提出抗议。17日,发表《国民第三军情报课告日本人士书》详述事件经过,宣称这次事件“日本应负完全责任”,日本方面对事件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

炮击事件发生次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声称日本军舰进入大沽口,是为了“保障船只航行之自由”,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最有效之手段”,“遏止这种不祥事件之再发”。

16日下午4时,日本联合英、美、德、意、荷等《辛丑条约》签字国,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

大沽口事件究竟是咋回事?段祺瑞因此下台,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

一、停止自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一切战斗行为;二、拆除该区域内的所有水雷、地雷及其他障碍物;三、恢复所有航路标识,保证不再发生妨碍轮船航行之行为;四、所有作战船只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轮船的行动;五、除海关官吏之外,对外国船舶的一切检查,均应停止。

上述各条,限中国方面在3月18日正午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其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同日,驻津各国海军司令向国民军和奉军发出警告,“限于一二日内,设法保证外轮在白河航行之自由,若届期无何答复,则将采取自由行动”。与此同时,各国军舰二十余艘结集大沽口,进行武装吓。中外关系顿行紧张。

八国通牒发出次日,北京外交部致函各国公使,一方面表示将按《辛丑条约》规定,设法“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另一方面又表示,在中国正致力解决问题之时,各国公使"竟令驻津海军司令官提出限期答复之通牒。阅该通牒内容,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官所采取之态度,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

希望各国公使“转行驻津海军司令官与地方军事当局,从容妥商,维持至海通道之稳妥交通办法,勿取激切之措置,以重亲睦之邦交”。北京政府的立场,是在《辛丑条约》框架内谋求问题的解决,但民众却不愿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很快展开。

三、声势浩大的三一八惨案

大沽炮击事件及八国公使的最后通牒,在中国社会各界激起强烈反应,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很快在各地展开。大沽炮击事件发生次日,北京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国民反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3月16日,即最后通牒发出当晚,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召开宣传会议,决定在3月18日中午最后通牒期满前,召开国民大会,督促段政府严厉驳复八国通牒。

会议决定由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登报发出召开北京各团体联席会议的通知,商量抗争的具体办法。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地委在北大一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各界投入抗议斗争,鉴于组织活动尚未公开且中共党员已加入国民党,决定由国民党出面组织这场运动。

大沽口事件究竟是咋回事?段祺瑞因此下台,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

3月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一百五十余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商定次日上午10点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推举国民党人徐谦、顾孟馀、黄昌谷、丁惟汾,共产党人李大钊以及学生总会、总工会、总商会代表共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后,与会代表除留十五人筹备国民会议之外,其余代表分两路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

赴国务院的代表未能如愿见到临时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反而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大门外与卫兵冲突,多人被打伤。赴外交部的代表几经周折,见到外交次长曾宗鉴,并通过曾联系上贾德耀,随后前往贾宅交涉。贾出示政府驳复八国通牒的文稿,代表认为过于软弱,不能承认。

离开贾宅时已是18日凌晨5点,交涉未果。两组代表返回国民大会筹备处之后,相互通报情况,一致认为政府已不足依靠,不动员民众的力量,断难获得外交胜利。遂决定倾全力开好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并推举徐谦、陈日新、陈资一三人为游行总指挥。当天清早,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外交代表团等一百八十余团体在《国民新报》上刊登紧急启事,决定当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誓死反对此帝国主义第二次八国联军之暴行”。

大沽口事件究竟是咋回事?段祺瑞因此下台,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

上午10点,各方人士渐集天安门前,与会者有北大、师大、法大、女师大、女大、中大、朝大、艺专等八十余公私立大中小学校学生,以及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市总工会等数十团体代表共五千余人,其中多数是学生。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昨日在国务院门前被卫兵打伤的杨伯伦的血衣,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两条横幅,群情激动。

10点多钟,大会开始。先由徐谦说明会议宗旨,继由徐季龙、顾孟馀演讲抗议理由。徐、孟俱言《辛丑条约》是列强压迫中国的工具,各国要求中国遵守,但日本援助奉军在山海关内与国民军作战,各国默不作声,表明列强“已默认辛丑条约无效”。现在各国反过来以大沽事件为由,指责中国破坏条约,并提出最后通牒,实属无理之尤。因而号召国民群起反对,接着辛焕文、赵晋三等报告17日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的经过。最后,大会宣读并通过大会议决案八条。

当各界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时,贾德耀正召集政府要员开国务会议。

会议进行中,贾派往天安门“慰问”的代表潘某回国务院陈述天安门情形,谓国民大会议决解散执政府卫队、驱逐八国公使等。贾德耀感觉事态严重,当即会同财政总长贺得霖电话询问李鸣钟是否已派兵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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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得霖表示若无法维持秩序,则内阁唯有总辞职,李鸣钟亦同此议。午前,有学生代表六十余人赴院请愿,面呈答复外交团通牒之请愿书一件。国务会议遂将请愿书会同17日王一飞等所提意见,一并在会中讨论。关于如何答复外交团之通牒,“众意可以由外交部提出”。关于如何应对前来国务院示威的群众,与会者“金谓去年学生至吉兆胡同数次,皆经鹿总司令派兵居间不使接触,未酿成大事,此次仍可照办”。按照此议,贾德耀即与贺得霖电催李鸣钟派兵并接洽答复使团抗议之事。

中午,天安门国民大会议程完毕,主席宣告游行示威开始。因游行总指挥徐谦称“痔疮大流血”,提前离去;顾孟馀、黄昌谷等领袖亦接踵而去,游行总指挥一职遂由广东外交代表团团长王一飞接替,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北京《时报》作了如下报道:当时,在王一飞的带领下,游行群众约两千余人,“狂呼口号,散发传单,直趋铁狮子胡同”。

行至国务院,已是下午1时20分。众推丁惟汾、安体诚、陈公翊等五人为代表,要求人见总理贾德耀。卫兵见群众至,即将栅门紧闭,“群众立门首大呼见贾德耀,卫队长官自门内答贾总理不在院,众大哗”。“当是时,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于是后面群众向前猛拥。……卫队与群众既逼,始则互报以恶声,俄而冲突愈烈,卫队向空鸣枪,群众仍奋勇向前,不稍畏缩。至是,卫队乃实弹开枪,向群众射击,而空前慘剧遂开幕矣”。此乃第一次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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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弹而倒者数人,群众大扰,纷纷后退”。“群众既退,乃有人在后大呼‘不要散!'”群众又重新回到国务院门前,且愈聚愈众,渐逼栅门。“遂又与卫兵发生冲突,卫队复开枪,弹丸纷飞,有如雨下”,群众“遂纷向东门狂奔逃避”,“而卫兵枪弹向群众继续轰击至十余分钟之久”。“一时国务院门前及东门口外,血花飞溅,陈尸累累”。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此次惨案,当场死亡二十六人,因伤势过重在医院陆续死亡二十一人,共计四十七人,伤约二百人。死亡的四十七人中,有三人系混杂在游行队伍中被误杀的警宪,三人系中流弹致死的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四人身份不明,其余三十六人为游行请愿者,这里面就有鲁迅纪念的刘和珍。

四、段祺瑞为何辞职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段祺瑞政府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当晚,即有二百余团体在北大一院召开联席会议,公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广东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七团体,组织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负责办理善后事宜。

19日,北京各学校一律停课,抗议执政府暴行。22日,全国学生总会致电北京卫戍司令李鸣钟,要求“迅即扣留京案首犯段祺瑞及其爪牙章士钊,以凭尽法惩办”。23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北大三院举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到会近千人。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决定通电全国,发表宣言,组织演讲队进行宣传,派代表慰问死伤者家属。24日,国会非常会议通电宣布段祺瑞“十大罪恶”,主张“所有此案,政治责任,应由段祺瑞一人担负,听从国民处分;其刑事责任,应由法庭分别首从,依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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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参政院提出《为惨案质问贾德耀意见书》,要求贾德耀到院就事件进行说明并提供证据,同日,清华大学包国华等350名学生对贾德耀及全体国务员提起诉状,并要求京师检察厅对全体国务员,“不问自然人为谁,一并提起公诉”。北大学生也就惨案向段祺瑞、贾德耀等提起诉状,由著名律师潘大道草状,认为段、贾诸人,均应同负“造意杀人之责”,要求检察厅对之提起公诉。

与此同时,北京各界成立“起诉委员会”。一些地方实力派人士也参与其间。例如孙传芳就曾致电总检厅,要求检举证据,依法对“凶犯祸首”提起公诉,“以平民愤”。

政府方面亦很快作出反应。惨案发生后,因事件异常重大,贾德耀于当日下午3时在吉兆胡同段宅召开紧急会议,并邀李鸣钟出席。段祺瑞亲自到会,力言非从严惩办,殊难维持政府威信。“讨论结果,大家均觉此事倘非有一卸责方法,则死者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

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尊号,此事便算有了归结”。

在事件的发生和善后处理问题上,国民军的态度至为关键。前已述明,国民军因接受苏俄的援助,曾遭到激烈的“赤化”攻击。为了自身利益需要,1925年7月13日,冯玉祥曾通电所部防范“赤化”,以避开舆论批评。

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将国民军指挥权交给张之江。3月6日,张之江致电段祺瑞和贾德耀,希望设法制止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以整顿学风。3月18日国民大会召开时,担任代理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师警察总监的国民军高级将领李鸣钟曾致函为17日的事件向群众道歉,表示今后将尽保护之责。但国民军并没有履行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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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民军作出倒段放曹的非常举动,吴佩孚并未改变对国民军的成见。11日,吴致电张学良、张宗昌:“国民军无和平诚意,请按照原定计划从速进兵,扫荡赤巢。”13日,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联名通电,指斥鹿钟麟“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

在奉直两方巨大的军事及政治压力下,国民军被迫于4月15日撤出北京。国民军撤离之后,段祺瑞回到吉兆胡同私邸并于17日宣告复职。18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开进北京。同日吴佩孚表示,段祺瑞毁法,包庇“赤化”,无可维持,决定委任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并命令拘留安福系人士,监视段祺瑞。

20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改组,段祺瑞被迫下野离京。临行前下令准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本兼各职,任命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并下令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权。胡“未敢奉命”。26日,吴提出由颜惠庆“摄政组阁”的主张。5月1日,曹锟依吴佩孚之意,宣言“下野”。3日,颜惠庆内阁在北京怀仁堂复职,颜复就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务。但奉方则反对颜惠庆等人以“复职”方式到任。这使多数内阁成员都不愿或不敢就职,国务院政务无法正常进行。

大沽口事件究竟是咋回事?段祺瑞因此下台,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

6月22日,颜惠庆获准辞去国务总理兼代外交总长职,海军总长杜锡理兼代国务总理。8月15日,张宗昌致函吴佩孚,指责杜锡理无能,推荐孙宝琦继任内阁总理。10月1日,北京政府改组,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准免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之后一段时间,北京又先后产生了靳云鹏、潘复两届内阁。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宣布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为北洋时代的末代统治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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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大事件:文化观察|8年前论文再成热点,木心涉嫌抄袭?

文化观察|8年前论文再成热点,木心涉嫌抄袭?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木心,似乎总有“引发争论”、“出圈”的体质。前两年围绕木心是不是大师,起过一次争论。2022年初,一篇文学硕士论文《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被广为传播,再起争议。

该文作者卢虹贝通过多部作品比对,全面考察了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在其论文内容摘要中,卢虹贝总结道: “木心的再生文本数量众多,原文本来源广泛,大部分再生文本没有‘文本再生’的提示,有些甚至有意隐匿。另外,一些再生文本属于抄袭。”

虽然这是一篇8年前的论文,但使“文本再生”成为一个热词,也使木心身陷“抄袭论”。

3月11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姜玉琴教授,她认为,木心创作中出现的那些与其他作家作品相关联的问题,可以从互文性的角度加以释说。这是木心在创作中所使用的极具个性化的艺术手法,体现的是一种“接着说”、“反着说”、“改造着说”的美学思想。对木心作品的解读,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需要结合着木心倡导的“盗亦有道,道亦有盗”的创作思想加以理解。

木心陷“抄袭论”

南大文学院硕士研究生8年前论文成焦点

该论文作者卢虹贝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这是一篇完成于2014年的硕士论文。 封面新闻记者经采访查证发现,在文学理论领域,原本并不存在“文本再生”这个概念。对于这个“自造”词汇,卢虹贝在自己这篇论文里也给予定义,所谓“文本再生”,是指作者以他人的文字作品作为原材料(原文本),进行程度较小的改写,形成自己的作品(再生文本)。

卢虹贝在文中举出很多说明木心的一些作品是“文本再生”行为的具体例子。比如木心短诗《茴香树》:“高大茴香树/伞形黄花/墓地芬芳闷热/弗雷德利克少爷/不再到海上去了”。这首诗除了注明写于哪一年之外,没有任何的提示。据卢虹贝考证,这首诗出自左拉小说集《娜伊斯米库兰》中毫不相干的两句话:“里面栽着高大的茴香树,上面开满了黄色的伞形花朵……常常经过了整天的闷热天气以后,从墓园里飘出来的茴香气味会把整个的匹里亚克都熏得芬芳扑鼻”,“弗雷德利克少爷,您不再到海上去了么?”

也就是说,木心将左拉小说集里的句子,改写成了自己的诗。而且,卢虹贝还指出,木心的再生文本中只有少数具有对文本再生的明确提示,且注明了正确出处;有一些只提示了原文本出处,却没有提示文本再生的事实,读者可能无法立刻领会;而大部分没有任何文本再生提示,甚至故意隐匿或营造出“原创”的假象,因此涉嫌“抄袭”。

网友反响不一

作为读者是“失望的”or 从对照中找到趣味

对于卢虹贝的指认,网友反应不一。

虽然卢虹贝在论文中并没有直接将“文本再生”与“抄袭”划等号,也没有直接把木心的“文本再生”作品全部等同于抄袭,但很多人在谈论“文本再生”时,几乎是把“文本再生”等同于抄袭。

比如网友“鹤庆一”在微博上写:“才知道木心的好多诗歌和散文都是‘文本再生’出来的,说是‘文本再生’,其实也就是抄袭了。作为木心读者,是失望的。”

不过,也有网友有不同的反应。比如“隨安室”在豆瓣账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回应了这篇论文。“隨安室”认为,木心没有提示原文本,是因为“他预设的读者能把握来龙去脉的关节,已经循着他的孔道,周游他的秘密,领会他的趣味。他熔裁的对象早已先他成家,即便这些中西作家的名声稍晦,总是有文能依,有据可查,有人得知,因而并无抄袭的必要。”

隨安室还写道:“木心的种种互文我是早就知道的,既然看四王仿黄大痴的画不会错愕,那又为什么会对木心的文学变奏感到错愕呢?我不仅没觉得错愕,反而在对照中得到很多趣味,就像是注家找到了某句诗的用典和化用那般欢愉。木心不是最好的作家,木心的‘散步’气质也注定他难以在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史上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但他的文字有他的独特的力量。”

《木心遗稿》透露写作观:

我在他人的小说、散文中发现诗意,能化诗意为诗

对自己的“文本再生”现象,当事人木心自己是怎样想的?细心的读者也发现,其实木心对自己的行为是有过“交待”的。就在2022年春天刚刚出版的《木心遗稿》中,有一篇木心谈自己写作观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

文化观察|8年前论文再成热点,木心涉嫌抄袭?

文章中,木心提到:他的早期写作追求的是“纯原创”、“纯自我”,甚而进入“纯修辞”“纯韵律”,不取人名、地名、时名。其实把“象征主义”逼上死路,诗只剩诗魂,落尽诗肉。“我回头了,转为迁就世界万物,含羞带愧地搜罗物理、人情、俚语、俗套,我的诗强壮起来。五十年,诗写得够了,但为什么音乐上有‘某某主题变奏曲’,绘画上有仿‘某某山人’?我的初步的理解是‘游戏’,更进一层是‘艺术家发现了他人’。塞尚、毕加索都画了魏拉斯贵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其实艺术家在与自然的关系上都有‘物为我用’的宿缘。音,是‘他音’,变之为‘我音’。色,是‘他色’,变之为‘我色’。我在他人的小说、散文中发现诗意,自信能醍醐从事,能化诗意为诗,我才决定采用(多半是他人的小说和散文中不经意的过渡性的片段)。此行为,于他人无伤毫发,像搏击空气,空气无伤,鸟飞去了。而究竟如果参小说散文为诗,如果对照着揣摩,那么写诗的原理、技法的奥妙,也真是尽在其中了(乐不可支吧,苦不堪言吧)。要得到这样的诗,比之自作一诗难得多,所以得的快乐也多得多。”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姜玉琴:

这篇论文提出的“抄袭”的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3月10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姜玉琴教授。她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典诗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专职研究员和作家。由于在大学里一直研究和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姜玉琴教授对木心的作品关注、研究得较早。与普通的读者相比,阅读得也更为深入和系统。

此外,姜玉琴于2002年获得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与《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的作者卢虹贝,学的是同一个专业。两人有着同院系学姐、学妹之渊源。对于这篇备受关注的论文,姜玉琴也有充分的了解。

在姜玉琴看来,引发争议的文学硕士论文《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是该论文作者的个人研究心得与观点,不管恰当与否,其发表看法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但对于该论文指出木心一些所谓的“文本再生”属于抄袭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

姜玉琴认为,世界上的作家大致可划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我”为主的天马行空般的天才式创作方式;另一类则是以整个人类的文化和整个人类的精神为基础,来与前辈作家、作品展开对话,即把自己的创作融入到已有的文化遗产中去,从而使之形成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木心的创作属于第二种。她认为,“木心创作中出现的那些与其他作家作品相关联的问题,从性质上说,是属于一种互文性写作。”

封面新闻:卢虹贝在论文中总结道:“木心的再生文本数量众多,原文本来源广泛,大部分再生文本没有‘文本再生’的提示,有些甚至有意隐匿。另外,一些再生文本属于抄袭。”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姜玉琴:她的这篇硕士学位论文我看过。应该说,无论是所论述的内容还是所论述的方式,都是我所熟悉的,体现着南京大学文学院(我在时还叫“中文系”)所一贯提倡的那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一位硕士生而言,这个选题的难度有些大。该论文的一个核心指向,就是要说明和论证木心的文学创作中存在着“抄袭”的现象。而要使这一观点成立,又必须要详细地指出木心在创作中到底“抄袭”了哪些“原文本”。我们知道,木心不但对中外书籍的阅读量大得惊人,而且他的创作形式也是多样化的,既有小说、诗歌,又有散文等,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指认”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了。卢虹贝在其文章里,从大量的资料出发,初步整理出了一个所谓“抄袭”的证据链,也是花费了相当的功夫。说实话,写这个不如写一个赞美木心的文章来得更容易一些。她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有一句话说的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况且,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把自己内心想法说出来的权利。所以就这篇论文自身而言,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它只是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当然,对我来讲,这篇论文所提出的“抄袭”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文学世界从来都是由各式各样的作家构成的,有这样的,就有那样,你可以欣赏,也可以不欣赏,就像再好的一道菜,也不能保证让所有人都喜欢。我相信一个真正好的作家,一些真正好的作品,是不怕被人质疑的。

文化观察|8年前论文再成热点,木心涉嫌抄袭?

姜玉琴(本人供图)

有些人反感木心,或许只是因为气场不同

封面新闻:这篇论文被传播开来之后,有一些木心的读者看到她举得那些例子之后,确实受到了影响,甚至产生了“对木心失望”的情绪。

姜玉琴:怎么说呢,读木心的东西是需要有一定门槛的,就像读鲁迅的书,太年轻、阅历太浅的话,都是会影响到对其的理解与接受,这也是很多人年岁越长越欣赏鲁迅的原因。同样,阅读木心,也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行。首先,我想需要有一个基本相类似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这一点很重要,有一句话说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当下对木心的反感,除了有普通的读者之外,也有一些是专业作家,甚至是名作家或者名编辑。不能说这些人没有人生阅历,没有美学品位。他们排斥木心,我认为主要还是气场不对。让一个向来喜欢听“交响乐”的人来听“小夜曲”,他自然会“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除此之外,还是那句话,这也与木心所采用的创作方式有关。世界上的作家大致可划分成两类:一种是以“我”为主的天马行空般的天才式创作方式;而另一种则是以整个人类的文化和整个人类的精神为基础,来与前辈作家、作品展开对话,即把自己的创作融入到已有的文化遗产中去,从而使之形成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正如木心的自我释说:“我不是拓荒者,也不是精神领袖,我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实践者,证见的是古与今的文化艺术应该贯通,东与西的文化艺术可以融合。”

木心聪慧、睿智,身上具有天才者所独有的一些精神特质,但是他却选择了走后一条道路。这可能与他自小读了很多的书,性格又严谨、内敛、自律有关。除此之外,我想主要还是他的一种价值认定和审美选择,即他认为这种下笔有典故、有出处的创作,显得会更有历史年代感,正如他对“文化乡愁”这一概念的几个总结:“老辈的是木版本,注释条目多得几乎超过正文,中年的是修订本,参考书一览表上洋文林林总总,新潮后生的是翻译本,且是译笔极差的节译本。更有些单单为家乡土特产而相思成疾者,那是简略的看图识字的通俗本。”从“老辈”的“木版本”到“看图识字的通俗本”,显然是一个逊色于一个。从木心把最好的版本设定成是,“注释条目多得几乎超过正文”的“老辈的木版本”来看,他显然把“注释条目”看得很重。

这一点从他的创作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在他的创作中常会出现“听老辈人说”之类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木心的创作就是那个“老辈的木版本”。当然仅仅驻留于此,木心充其量也就是个饱读诗书的“老学究”,而不会是如今这个清雅、脱俗的木心。因此说,他的成功秘诀在于脱古出新,鉴古知今。

无须用“私人性”来对抗“抄袭”指责

不是“文本再生”,而是一种创作方式

封面新闻:有人指出,木心的写作“本身其实是非常私人性的,有些并不为发表或出版而写。洗稿、抄袭之类的指责,用在他身上,是不恰当的。”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姜玉琴:任何人的创作都应该具是“非常私人性”的特征。然而,不管他发表不发表,出版不出版。只要文字一脱离了作者之手,它就具有了独立性。换句话说,假若抄袭了那就是抄袭了,不能因为不是为发表而写就改变了抄袭的性质。我理解有些读者出于保护木心的考虑,便用“私人性”来对抗“洗稿”、“抄袭”之类的指责。但在我看来,这种辩护是无力的,也可能并不符合木心的本意。因为有不少的书和文章是在木心还活着时就出版和发表了,不应该存在着不知道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出在木心的身上,而主要是出在我们的身上。即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创作与木心所遵循的那个文学创作理念两样。木心曾说:“半世浪迹江湖,自有高人赠我多部幽史僻典,籀读一过,犂然心动。异哉,盗亦有道,道亦有盗”。中国文化讲究“道”,“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推演开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道”衍生出来的。而这个“道”在木心这里就等同于“盗”。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木心的作品中,为何常常会有一个被当下人所非议的“原文本”的原因了:在我们看来这是“抄袭”,而在木心看来,这就是创作中的一个由“盗”生“道”的过程。

这到底是我们错了,还是木心错了?我们没有错,木心也没有错,差别在于彼此对“原创性”的理解有分歧。木心认为,原创就是一个由“盗”到“道”的过程。所谓的“盗”就是要面向古今中外,博采众长,在“众长”中衍生出自己的“道”。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木心的理解并非没有道理。所谓的“原创”,难道就是纯然的无中生有,与人类的文化传统以及他人的创作没有丝毫的关联吗?

事实显然不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开天辟地、甲骨文等可视之为原创以外,其他的都算不上是什么原创,都是在别人的创作成果之上所进行的一种再创作。被称之为“新文学之父”的鲁迅,其白话文所创作的那批小说应该说是原创的吧?相对于中国的文言小说,可以说是原创的,但是放到世界文坛上来看,鲁迅的那批小说、包括“随感录”则可能算不上算是原创的。我在一、二十年前就写过鲁迅小说中的“狂人”与尼采哲学中的“超人”关系;也写过易卜生戏剧以及易卜生思想在鲁迅作品中所留下的影响痕迹。这种影响是明显的,我也可以像卢虹贝的那篇论文一样,一一指出来,但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种“文本再生”,相反这就是作家的一种创作方式。因为这种有影响性的创作并非是在模仿或重复对方的思想,而是有意识地接着说、反着说或改造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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