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大事件:“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admin 34 2021-12-04 15:01:12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编辑/马雪】

今年,和野猪有关的新闻特别多。

“野猪畅游南京玄武湖”、“野猪横渡黄山太平湖”等消息频频登上微博热搜,评论中不乏“二师兄”、“烤乳猪”之类的调侃。但对于不得不和野猪打交道的农民来说,这些事就不那么有趣了。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农民有关野猪侵扰问题的投诉明显高于往年,反映“辛辛苦苦一整年,被野猪一夜毁完”的苦恼。

11月24日,河南南阳一对夫妻因私自猎杀8头野猪被判刑,他们在庭审中辩称:“野猪给地里庄稼糟蹋得非常严重,才灭了它。”

上述案件近来引发舆论热议,网友大多对村民报以同情。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宁宁律师对观察者网表示,在野猪毁坏农田时,农民不得已对野猪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伤害,只要未超过合理的限度,其行为符合“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不负刑事责任。

田宁宁认为,在此类案件中,司法审判应考量情理因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体现司法最大的人文关怀。

近期, 一场“野猪之辩”也在香港展开。随着港府重启停止多年的捕杀行动,引发动保组织和部分艺人强烈反弹,炒作“与野猪共存”。有港媒评论,所谓“共存”应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人类福祉为前提。那些高呼“共存”的人,是未感受到切肤之痛。

“人兽矛盾”频发的当下,人类该如何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认为,谈“共生”不能只靠情怀,而是要大量机制去推动,例如补足动物数据,制定更科学的管理方案。而设立完善的补偿制度,也有助于提高村民对“肇事”动物的容忍度,减少冲突。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11月17日,安徽宣城,4只大野猪领30只小猪崽排队过马路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野猪在香港地铁车厢奔跑,图自港媒

“刚种下的粮食,一夜被拱完”

“农民种的玉米、小麦、土豆,大部分被成群野猪糟害,玉米还青嫩(的时候)就像和野猪抢一样,提前收回去。猪群繁殖能力强、没有天敌……农民苦不堪言,束手无策,整夜睡不成觉,拿着录音喇叭驱赶。”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一名来自甘肃陇南文县的村民写道。

另一名来自湖北十堰竹山县的村民说:“近几年我县野猪泛滥,山区种植的玉米、红薯等被野猪糟蹋得很严重,直接影响农民的种地热情,近日多地农民反映,刚种下的小麦、油菜被野猪一夜拱完。”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甘肃陇南某村民某村村民反映自家玉米地被野猪毁坏 图源:人民网“领导留言板”

今年,全国各地有关野猪侵扰问题的投诉明显高于往年。投诉人的语气中除了愤怒,还透着无奈。

广西南宁的一位村民说:“现在野猪是国家保护动物,但是野猪不断糟蹋我们村民的庄稼,我们无能为力,远看它吃我们的玉米却不能做什么。”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有关野猪毁田的投诉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有关野猪毁田的投诉

除了毁坏农作物,野猪伤人和野猪进城也在多地发生。

将一头闯入黑河市闹市区的野猪当场击毙 图源:IC Photo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今年10月,湖北十堰69岁老人詹桂珍遭野猪撕咬,全身多处受伤骨折

野猪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是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具有“春拱种、夏毁苗、秋啃果”等致害特点。野猪也是地球上最多产的大型哺乳动物,一年能生1-2胎,一胎可产4-12只幼崽。

国家林草局介绍,近年来,随着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系列工程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境质量持续改善,野猪等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增长、觅食等活动范围扩大,导致致害事件日渐频繁,已成为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

猎杀野猪案的“情与法”

频繁出没的野猪对农作物造成了损失,甚至威胁到人身安全,是否能借助工具私自进行捕杀?

根据现有的法律,答案是否定的。

在我国,野猪虽然不属于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但早在2000年就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简称“三有名录”),私自捕杀是违法行为。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有因私自猎杀野猪而被判刑的案例。

四川巴中67岁的吴婆婆,因野猪屡屡糟蹋庄稼,电死3头野猪并售卖。2020年3月,吴婆婆因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服刑期满之后,她仍在山上搭棚驱赶野猪。

四川广元旺苍县村民刘某某,养了3条猎狗用于驱赶野猪,但猎狗却咬死了多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羚。

2020年年底,法院判决刘某某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赔偿因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生态资源损失费20万元。如今,正在缓刑期的刘某某,只能靠点火堆驱赶野猪。

今年11月24日,河南淅川一对夫妇因在3个月内猎杀至少8头野猪,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两人辩称,庄稼被野猪糟蹋严重,麦子损失30多亩,70多亩玉米也被吃得绝收。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11月24日,淅川县人民法院环资审判团队就上述非法狩猎案巡回开庭审理 图源:淅川县法院微信公众号

淅川县全境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电网为禁用捕猎械具。淅川县法院院长王建军表示,野生动物受到法律保护,私自捕猎必然会触犯法律,捕猎行为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野生动物未经检验检疫,食用或售卖过程中极有可能感染疾病,给自己和其他群众造成损害。

农民辛苦耕作,成果却被野猪轻而易举地掠夺,蒙受巨大损失;想要反抗,却又面临触犯法律的风险。

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宁宁律师11月29日对观察者网表示,针对野猪泛滥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农民向当地的村委会或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反映受灾情况,由主管部门统一进行调控,在不严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前提下,对野猪进行适当猎捕。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11月6日,四川省通江县一次野猪猎捕行动中捕获的野猪

那么,村民出于守护庄稼而私自猎杀野猪是否属于“紧急避险”?

田宁宁律师以吴婆婆一案为例指出,如若驱赶野猪仍然无法有效阻止野猪毁坏农田,在野猪毁坏农田时,老妇人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使用其他方式狩猎或者对野猪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伤害,只要未超过合理的限度,老妇人的行为符合“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

我国《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不过,构成“紧急避险”须符合法定条件,其中包括“避险时间”,即“正在发生的危险必须是迫在眉睫,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已直接构成了威胁。对于尚未到来或已经过去的危险,不能实行紧急避险。”

田宁宁律师强调,司法实践不仅需要对法律的严格执行,还需要对情理的深刻把握,做到法理与情理相统一,这样才能实现个案处理的最佳效果,才能让群众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和温度。

“中国法治是良法之治则本应含有情理之内容,但对情理过度关注又会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如何处理好两者的矛盾成为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问题。”田宁宁律师认为,在此类案件中,司法审判应考量情理因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体现司法最大的人文关怀。

猎捕之困,也是治理之困

今年以来,国家林草局对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对全国31个省(区、市)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情况全面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先后两次下发专门通知,在福建、江西等14省份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研究拟定技术措施,指导各地开展种群调控、主动预防、补偿等工作。

目前,全国多地已对野猪下达“通缉令”:

陕西省林业局7月发布通告,将野猪禁猎期由8个月缩短到2个月;四川省通江县出台方案,计划今年全县捕杀750头野猪;河南信阳商城县获准猎捕野猪1500头;安徽金寨县则组成了由当地村民组建的20人狩猎队,计划在明年1月31日前,完成目标200头限额的野猪猎捕……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11月6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至诚镇元山子村,野猪捕杀专业队队员根据猎狗定位器进行搜山 图源:IC Photo

可即使有了猎捕限额,捕杀一头野猪的难度也相当高。

野猪性情凶猛,成年野猪的体重可达200公斤,体长可达2米,拥有厚重而粗糙的长毛,雄猪还长有獠牙;而各地也往往缺乏专业捕猎队伍,或是受制于捕猎方式以及持枪证的发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

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禁止非法猎捕、杀害。

持枪猎捕的,应当依法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持枪证。

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但因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的除外。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李斌日前表示,野猪属于凶猛性的动物,在国家禁止使用兽夹、电击等方式捕猎的前提下,当地大多数采取猎狗围猎的方式捕杀野猪,但这种方式既原始还危险,效率也不高。

李斌说,通过前期试点来看,只有猎枪捕杀效果最佳,“但目前最难的是,在我们通江县当地,没有一支持枪的专业队伍,加之有经验的猎捕人员较少,他们大多数年龄也都在六七十岁以上,所以今年我们的试点乡镇也聘请了四川唯一有资质的专业猎捕队伍过来支援我们。”

聘请专业队伍,也面临着高昂的成本问题。

11月6日,江油捕猎救助中心出动2车、4人、4把枪和猎狗,在通江县进行了一场围捕,两天半时间猎杀了8头野猪,但也牺牲了两条猎狗,损失3万多元;对于捕杀的野猪,通江县是按照每头2000元的标准,支付包干费用。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2021年11月6日,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至诚镇元山子村,野猪捕杀专业队队员在给猎狗安装定位器 图源:IC Photo

江油捕猎救助中心负责人成涛此前介绍,他的团队装备精良,队员身经百战,有60多只从凉山州和国外引进的猎犬。但即便如此,11月11日,一只刚从国外进口、价值高达6万元的猎犬在捕猎行动中不幸阵亡。

李斌还指出,国家对枪支管理很严格,枪支申请下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观察者网查询各地有关野猪毁田的投诉时发现,近几年,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因猎枪未发放,导致捕猎工作无法开展的情况。

10月25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自然资源局在给网民的回复中提到,2007年以来,上杭县组建了8支护农猎捕队,目前人数已从54人降至约30人,且大部分队员的持枪证已过期。近年来,公安部门加强猎枪弹具管理,该县8支护农猎捕队无法领用猎枪弹具,2019年以来未再开展野猪护农猎捕活动。

江西瑞昌市委办公室10月21日回复网民投诉时指出,2020-2021年度省林业局批复同意瑞昌市野猪猎捕限额400头,狩猎证已发放至护农狩猎队员,但因狩猎枪支未发放,猎捕工作未开展,目前正与九江市公安局沟通协调。

田宁宁律师指出,为减少“人猪冲突”,避免农民因私自捕猎野猪触犯法律,国家有关部门除了实施野猪防控猎捕方案外,也可以开展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采用经济手段,通过保险方式转移风险。“这不仅是针对野猪伤害人员和庄稼,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整体的覆盖范围较广,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据国家林草局,目前,全国已有9个省出台了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

观察者网注意到,一些地方正推行野生动物致害保险。例如陕西汉中佛坪县林业局此前就联合人保财险佛坪支公司,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出台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实施办法。今年已赔付林农损失120余起,共15万余元。

四川平山县引进了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制度。11月8日,屏山县举行了该保险首批理赔仪式,向18户村民发放了2万余元赔偿金。

但很多地方存在补偿机制不完善、宣传不到位的情况,不少农民也反映农作物被野猪毁坏后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而目前农村中老年人占了相当大比例,如何向他们科普政策、法规,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问题。

11月22日,国家林草局一连公布了四份关于应对野猪危害的人大代表建议复文。有关复文提及,中央财政非常重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问题。国家林草局将进一步指导和督促各地尽快出台相关补偿办法。同时,将结合相关建议,在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时,积极推动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范围扩大到“三有”动物。

香港:从“绝育放回”到“人道毁灭”

在内地多省为野猪毁田伤人问题大伤脑筋之际,一场“野猪之辩”也在香港地区展开。

11月12日,港府宣布重启停止多年的捕杀行动,定期捕捉市区出没的野猪并将其人道毁灭。此举引发动保组织和部分艺人的强烈反弹,炒作“与野猪共存”,甚至有乱港分子以所谓“野猪精神”自况。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11月初,香港一名辅警被野猪袭击撕咬

多年来,在如何处理野猪的问题上,港府的态度经历了从“捕杀”到“绝育放归”再到“捕杀”的过程。

回归之前,香港成立了两支野猪狩猎队,当渔护署收到市民投诉,确定有野猪造成持续破坏或威胁时,就会通知狩猎队出动射杀成年野猪。

2017年,特区政府开始推行更为人道的“捕捉、避孕针/绝育、放回”模式,而两支狩猎队也因特别许可证不获续期,在2019年正式解散,猎枪交还警方。

与此同时,有记录的野猪伤人事件也在上升。

据渔护署数据,2011年至2021年11月26日,香港的野猪伤人案共有42起,其中86%(36起)发生在2018年之后。今年以来记录在案的野猪伤人案有17起,其中,仅11月就发生6其起。此外,有关野猪滋扰的投诉,也从过去的每年数百起,上升至2019年以来的每年逾千起。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近年来香港野猪伤人个案 图源:香港特区渔护署

渔护署署长梁肇辉坦言,过去数年在管理野猪方面“成效真的不太理想”,采取的绝育措施也远远追不上野猪的繁殖速度。

港府的行动引发部分动物保护组织和艺人不满,连日来,他们无视香港市民被野猪侵扰、袭击,不断炒作“与野猪共存”话题。一些动保组织则在网上发起联署,试图让港府撤回捕杀令。

《大公报》评论称,所谓“与野猪共存”的主张,应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人类福祉为前提,那些高呼“共存”的人,是未感受到切肤之痛。

香港乡郊基金主席、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11月23日受访时表示,山中太多野猪对人类及树木等生态造成灾难性影响,罪魁祸首是屡劝不改的饲喂野猪的市民,让野猪不断闯进闹市区,危及市民生命,“这种情况下,人类有权自卫。”

林超英认为,特区政府有理由重启野猪狩猎队,并建议可以将野猪送往海外愿意接收的国家。

事实上,捕杀已经成为全球多国政府调控野猪种群最常用的手段。

意大利罗马及其周边地区有超过5000只野猪,它们经常出没于市内公园。2019年,罗马及拉齐奥大区政府批准于城市内的公园设置笼子捕捉野猪,并建议每年至少扑杀1000只野猪以控制数量。

美国多个州甚至鼓励民众猎杀野猪。得克萨斯州流行“直升机打野猪”,猎人乘坐直升机将成群的野猪驱赶到空旷处,再逐一射杀;田纳西州则允许土地所有者捕杀侵入其领地的野猪,但必须每年上报杀死野猪的数量和方式。

“人猪大战”引争议:猎杀野猪被判刑,农民的庄稼应由谁守护?

美国得州一狩猎组织利用直升机捕杀野猪

“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不能只靠情怀”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一个新高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一些数十年前还很少见的野生动物又回到了乡村乃至城市。

在欣喜之余,也面临新的挑战。“人兽矛盾”频繁出现的当下,如何与动物、尤其是与行为更不受控的野生动物和谐共生,仍需要不断探索。

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看来,“共生”需要大量的机制去推动。

王放11月27日对观察者网表示,首先,我们至少要搞清楚这些野生动物生存活动的规律是什么,它们的种群如何增长,受什么因素调控,评估它们对人类生活有何影响,才能去制定更科学的管理方案。

此外,还要有更完善的政策去保障。他以西双版纳象群为例,“当地人对大象保持着高度容忍,这也跟当地已经建立10多年的生态补偿和商业保险有关,在大象肇事的时候,村民可以获得对受损庄家的补偿。如果野猪肇事,村民也能迅速得到当地政府或是保险公司的补偿,就会减少人兽冲突,共存也会容易一些。”

“我们不能只凭感情,只靠情怀去谈人类和野生动物共生。”王放说。

谈及我国部分地区野猪出没频率增高,王放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全国范围的野猪都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尽管出现零星种群数量过多、需要调控的情况,但野猪整体而言还没有到变成“害兽”,要去全面控制数量的阶段。

王放对观察者网表示,其实野猪对土壤,对森林更新,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包括对和它一起分布的野生动物,很多时候积极作用要超过负面作用。

而部分地区野猪种群扩大,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态环境变好。王放说,对野猪而言,最好的环境应该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如果这个生态系统里没有了虎、豹、豺这些捕食者,野猪其实也在经历‘被动的种群爆发’,会造成它们体质、整个生理的退化。一个没有捕食者的世界,从长远看对野猪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王放认为,要解决野猪的问题,首先需要补足数据,搞清楚究竟有多少野猪,它们分布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在此基础上,如果有需要紧急处置的地方,由政府组织小规模狩猎队进行猎捕可能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不过他指出,这并非长远的管理方案,“我们还需要摸索出能够更大规模控制、更行之有效的办法,来预备未来可能产生的改变。”

从长远来看,重新引入野猪的捕食者,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才是根本的调控方案。但引入野猪的天敌也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王放提醒,对待野生动物,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管理方式会随着检测到的数据和情况不断调整。

众大事件: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欧阳淞

百年奋斗,源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我们要通过对《决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的学习,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意义,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一、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当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仍处于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一些欧美国家,陆续跑到了中国的前头。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劫难,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了一场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简要回顾《决议》提到的这些反抗、斗争和种种努力,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必要的。

据不完全统计,1842年至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群众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爆发的。1851年,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1856年9月,发生内部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这一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起义的过程中,洋务运动兴起。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甲午战争一役,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性、依赖性、腐朽性,使其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甲午战争惨败后,一些知识分子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维度,即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想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于是,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于1898年发生了。这场运动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103天就夭折了。维新派既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又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还惧怕人民群众,而把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这样的维新是不可能摆脱失败的结局的。

“戊戌六君子”的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逐渐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1911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这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

《决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决议》的这一重要论述,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外部原因,而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在条件;在阐述内在条件时,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而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十分全面而又精准地阐明了党成立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而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既与“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这些历史背景相关,更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等新的历史条件相关。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后,李大钊、鲁迅等加入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提倡民主和科学,通过批判孔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而这闸门一经打开,各种新思想的涌流便不可避免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客观上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重要障碍。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2021年6月28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这是盛典仪式。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十月革命不仅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而且推动中国人民去关心、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他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研究专号”,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等有过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先后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进入广泛传播的阶段。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妥协、让步,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以实现。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图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嘉兴南湖红船场景展出。刘新武/摄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左右。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成立。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等在武汉,毛泽东等在长沙,王尽美等在济南,谭平山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也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加上俄共(布)远东局的支持,中国创建共产党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中共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大会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了一百年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三、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意义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党的成立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是对党成立伟大历史意义的最精辟概括、最深刻阐述,为我们准确把握党的百年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但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

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中国人民挺起脊梁,奋起抗争,这其中,战死沙场者有之,慷慨赴死者有之,蹈海酬国者有之,颠沛流离上下求索者有之。可是,斗争一次又一次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只能为此抱终天之恨。

历史充分证明:“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而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产生了共产党。正是这个政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先后成功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这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被西方列强辱为“东亚病夫”。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14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历史告诉我们,一百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饮水思源,这“活水源头”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一百年来,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既坚定地保持自信,也秉持谦虚态度与伙伴精神与其他政党和国家相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大党之大,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将始终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实现人类和平永续发展不断作出贡献!

百年历史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开天辟地,才有新中国建立的改天换地,才有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才有走向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顶天立地,也才会有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光明前景。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件,其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功勋,必将永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

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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