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大事件:瞭望 | 20世纪前50年旧西藏经历三次社会危机

admin 10 2021-11-17 20:31:09

来源:新华社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兴,则西藏兴

中国政府始终未承认英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订立的《西姆拉条约》。此非法条约受到中国各界广泛谴责,贻祸至今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享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

文 | 刘伟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时纳入国家行政版图,置宣政院衙门管辖西藏,驻扎军队,开通驿道,征收税赋、普查人口,划分十三万户。明朝以“多封众建”、册封噶举派首领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格鲁派首领为大慈法王等,以册封政教首领的方式、同时还设立都司、卫所等军政机构管辖西藏。清朝基本完善了西藏的治理结构,康熙时设立僧俗共治的噶厦机构;雍正时设置驻藏大臣衙门;乾隆时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法律文件方式,确立活佛转世金瓶掣签、驻藏大臣与达赖权限相等共治西藏的制度。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列强频繁入侵,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到20世纪初,中国有如一艘千疮百孔即将沉没的巨轮。

祖国兴,则西藏兴,祖国衰,则西藏衰。正是在这个列强掠夺、国家衰弱、民众苦难的大背景下,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由于清政府自身衰败,无暇顾及边陲,也难逃衰落之厄运。尤其是在外部势力操纵下,分裂的危机频现,其中以英军入侵西藏、达赖外逃及西姆拉会议、驱汉事件三次遗祸为最。

瞭望 | 20世纪前50年旧西藏经历三次社会危机

拼版照片左图:旧西藏农奴制度下流落街头、乞讨求生的妇女儿童(资料照片);右上图:“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妇女们盛装参加春播(2019年3月16日摄 李鑫摄/本刊);右下图:一名藏族模特在拉萨八廓街走过(2019年1月20日摄 普布扎西摄/本刊)

英军入侵西藏

早在1600年,英国就在印度开设东印度公司。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全境,印度不仅沦为英国殖民地,而且,印度也成为英国向东扩张的基地。19世纪下半叶,英国先后蚕食了廓尔喀、不丹。1888年,英军发动第一次入侵西藏战争,以武力胁迫签订了与西藏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续约,将锡金割走列为其保护国,割走西藏边界大片土地并在亚东开埠。“通过这个条约,英国终于打开西藏对外封闭的大门,给西藏地方的社会历史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害。……西藏上层一部分人见清廷无力对付外国列强的入侵,不能维护其在西藏的统治势力,开始产生离心倾向。”1

1903年11月,英军再次入侵西藏。这是20世纪初期前后数年之间,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并深入西藏腹地。英军3000多人,携机枪大炮等现代武器,在荣赫鹏上校率领下,越过西藏边界,击败守卫帕里、江孜城堡的藏族军民,一路烧杀抢掠,北上攻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闻讯逃往内地,藏区诸事混乱,慈禧、光绪下旨革去达赖名号。英军胁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主要内容是西藏方撤除边界防卫设施,赔款750万卢比(后减为250万,由清中央政府赔付)增开西藏更多的商埠,商务、海关事宜由英人监管,未经英国同意,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典与其他国家,西藏一切事务不准第三国干涉等。2 英军入侵西藏,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让本来就贫瘠的西藏陷入更深的苦难,英国还因此制造了清王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隔阂,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英国势力楔入西藏,清廷上下震动,光绪皇帝谕曰:“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得权而资抵御,方足自固藩篱。”

为挽救藏边危局,在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袁世凯均宣布五族共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回藏诸族为一人。”“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3 北洋政府还及时声明对藏政策,“恢复达赖喇嘛之名号,以安全藏人心,派人赴藏,宣谕共和大义,顺藏人之所欲,不施一切新制,凡在前清时代,与英缔结之约,继续遵行。”4

然而,民国虽立,列强仍然环伺,各地军阀混战不已。

十三世达赖喇嘛外逃及西姆拉条约

英军第一次侵入西藏,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后的1895年,“西藏形势急转,而且越来越复杂。噶厦、三大寺召开会议,请求年已20岁的达赖喇嘛亲政。清朝皇帝接报后下旨,为授权达赖喇嘛掌政教事务,特遣使带去重礼,尔要喜纳,并要尤当扬佛教,造福于众生,为之勤奋。”5 十三世达赖喇嘛曾有两次从西藏出逃,一次是到内地,一次是到印度。他从幼年到亲政,身处西藏动荡多事之秋,而母国——中国受列强不断入侵,清王朝如风中残烛,无力西顾藏边。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蒙古、山西等地,被清廷革去“达赖”名号,后来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清廷又恢复“达赖”名号。清廷的软弱与英国的强势,对比之下,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心日甚。

清王朝虽处风雨飘摇之中,但仍未放弃西藏。先后派遣张荫棠、联豫、赵尔丰处理藏事,张荫棠在藏实施改革,如是一股新风,西藏境况有所好转;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遣川军进军,则如沙尘暴,川藏军的交战,使本已有起色的西藏陷入更大的社会动荡。1910年2月(宣统二年),川军进入拉萨,在混乱与流言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逃,这次没去内地,而是在英人诱惑下,去了印度噶伦堡。随即,清廷颁发上谕,又一次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此乃历辈达赖喇嘛唯一被中央政府两次革去名号之事也。

之后,被英国势力裹挟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更坚定了谋求西藏独立的想法。

1913年,英国以调停藏边事务为借口,提出召开中英会议,勘定印藏边界,目的是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北洋政府派出陈贻范(曾任驻英代理公使)为中央政府首席代表,英国政府首席代表是英印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之前中国提出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中英双方参加,而英国坚持在其殖民地印度西姆拉召开,英方还坚持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伦钦夏扎·班觉多吉(亲英的贵族、达赖喇嘛特使)为单独一方,三方为同等地位。结果会议成为“中英藏三方会议”,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史称“西姆拉条约”。

会议伊始,夏扎·班觉多吉马上按照事先与英方秘密商妥的方案,首先提出6项要求,主要内容是:西藏独立,中藏划定边界,其边界包括青海及川边各地;中国不得派员驻藏等。中方代表陈贻范当即针锋相对提出: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中国有派驻长官之权力;西藏外交由中国政府主导等。麦克马洪立即又以中间调停人姿态提出另一方案:西藏分为内藏外藏,内藏为中国甘、青、川、滇之其他藏区,由中国政府管理;外藏以西藏现有之范围实行自治,诸事中国政府不得干预。此出卖中国利益之条约草案,受到西藏及中国各地民众反对,袁世凯不得已,电令陈贻范不得签押。但是,老奸巨猾的英方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私下沟通西藏地方代表夏扎,出示一边界地图,将西藏东南部边界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划归英印,此为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提出只要藏方签字,即支持西藏独立。夏扎·班觉多吉请示了拉萨,为了得到英方支持,达到西藏从中国分离的目的,背着中央代表私下与英方代表单方面签字,陈贻范始终拒绝在正式文本上签字,中国政府始终未承认英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订立的《西姆拉条约》。此非法条约受到中国各界广泛谴责,贻祸至今。

瞭望 | 20世纪前50年旧西藏经历三次社会危机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2019年8月21日摄) 杨乐摄/本刊

驱汉事件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驻西藏的川军分裂两派,一部分勤王,一部分支持革命,但更多的是内部哄乱。英国抓住时机推动西藏从中国分离。“1911年底,印度总督明托到大吉岭与达赖晤面,进行策划。1912年1月,达赖派达桑占东从印度潜回西藏,组织一万多民军,煽动民族情绪,围攻驻藏川军,并掀起反汉暴动,走向民族仇杀和分裂祖国的罪恶道路。”6

辛亥革命次年,流寓印度多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支持藏军向川军发动攻击,结果又是英方出面“调停”,驻藏办事长官钟颖及各地川军,孤立无援,不得已放下武器,经由西藏边界到印度,有的留在印度,有的返回内地。此为第一次“驱汉事件”。

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享年58岁。国民政府认为这是申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主权、接续中央与西藏地主关系的良机,当即指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进藏致祭,“黄慕松在拉萨停留期间,和噶厦方面进行了多次政治性会谈。但由于噶厦方面顽固坚持他们在西姆拉会议上的分离主义立场,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7 但黄慕松抓住机会,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以延续中央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之部分功能。

1940年1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达拉萨,看视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木登珠,上报国民政府,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命令,特准免予掣签。然后与摄政热振活佛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吴忠信在报告中感慨:“综观此一阶段内中央与西藏之关系,外有英人之指使,内有达赖之反复,冲突频仍,纠纷迭起,洵属两方感情最恶劣之时期。此后筹藏,必须将此种恶影响洗刷尽净,始能有进一步之收获。”8

第二次“驱汉事件”发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抗战正处艰难之际,在英国操作下,西藏分裂势力加紧“藏独”步伐:1942年夏,西藏地方政府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要求驻藏办事处凡有接洽之事,须等同外国如英印、尼泊尔驻藏代表。英印政府也乘机派出军队按麦克马洪线之划分,占领西藏东部的提朗宗、门达旺、白马岗等地。1946年“泛亚洲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英人黎吉生游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黎吉生又向‘外交局’及摄政达扎建议,西藏代表团应带一面国旗。西藏本来没有什么国旗,于是急忙制了一面藏军平时用的‘雪山狮子旗’派专人送去。于是在泛亚洲会议开会时出现了怪事,一是在亚洲地图上将西藏划在中国领土之外,一是出现了所谓的西藏‘雪山狮子旗’。此事经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交涉,尼赫鲁才命人纠正。”9

下面引自《西藏百科全书》“驱汉事件”条目:“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国大部分省区,并迅速向西北、西南地区挺进。7月,在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策动下,摄政达扎召集全体噶伦及重要官员15人开会,决定乘国民党覆灭之际,断绝西藏与祖国的政治联系,驱逐汉人出境。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突然要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将其驻藏办事处撤离拉萨,又派遣藏军包围了国民政府驻藏机关,占据电台,封闭学校,并将驻藏办事处全体官员眷属、在藏经商的汉人及汉籍喇嘛等百余人,于11、17、20日分三批强制送往印度。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的目的是乘国民党政权无力管理西藏事务,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西藏之时,断绝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摆脱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10

针对西藏地方上层分裂脚步加快,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这篇社论刊登在1949年9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强调:“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享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注释

1《西藏通史·清史卷》 498页 中国藏学出版社

2《西藏通史·清史卷》 530页 中国藏学出版社

3《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213、214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

4《达赖喇嘛传》 250页 牙含章著 人民出版社

5《西藏通史简编》 272—273页 恰白·次旦平措著 五洲传媒出版社

6《西藏地方史通述》下卷 879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

7《西藏地方史通述》下卷 1043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

8吴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报告》 127页 中国藏学出版社

9《西藏地方通史简述》下卷 1142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

10《西藏百科全书》 306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

(文内脚标数字均为注释标识)

众大事件:5省定调,不再一城独大!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合肥迎大变局

作者:公子不悔01最近,中西部5个省明确提出了双龙头的想法,这五个省分别是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和安徽。

5省定调,不再一城独大!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合肥迎大变局

四川省决定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成都市及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乐山市、南充市、宜宾市、达州市7个区域中心城市实施。此举有利于通过政策释放推进区域中心城市构建省域经济副中心。

其实,早在几年前,四川就将这7个城市定性为区域中心城市,而且鼓励它们去争夺省域副中心。

四川没有特定哪一个是省域副中心,而是鼓励它们去争夺,意在激励7个城市良性竞争,促进彼此的经济强胜。

当然,也是有意在成都之外,寻找到一个辅佐力量,一起引领四川经济发展。

与四川一样,没有明确定下副中心的,还有湖北。

湖北在《湖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公众版)》规划了“一核两极五廊多组团”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一核便是武汉,两核则是襄阳与宜昌。意思也是和四川一样,让它们竞争出一个结果。

相比于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和安徽则比较明确。都是将省内经济第二强市明确定为第二龙头。

陕西在最新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榆林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历史性地提升了榆林在陕西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形成榆林与西安双核引领的区域战略。

安徽在《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公开征求意见版)》里提出,芜湖为省域副中心。

河南早就将洛阳定为省域副中心,在最新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更是明确,提升洛阳副中心城市功能地位,增强洛阳要素集聚承载和跨区域配置能力。

02这五个省为何提出要打造双龙头?其实,这是管理层的要求。

去年年末,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定调了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文章明确提出:

1、长期来看,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标准。

2、要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

3、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城市之间既要加强互联互通,也要有必要的生态和安全屏障。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这三条,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防止大城市无限扩张发展,要培育副中心城市。

尤其是第三条,明确点出了中西部,要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城独大”。

事实上,经济实力排名靠前的几个大省,基本都是双核格局。广东有广州、深圳双核,此外还有佛山、东莞两个特大城市。江苏有南京、苏州,山东有济南、青岛,浙江有杭州、宁波。福建更是福州、厦门和泉州三强鼎立。

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和安徽,采取的都是强省会发展战略,省会的首位度都非常高,尤其是四川成都和陕西西安。

数据显示,西安的经济首位度高达38.27%。也就是说,整个陕西2.6万亿GDP,西安独占近40%。

成都也一样,经济首位度36.46%。武汉经济首位度排名仅次于成都,高达35.95%。占比也都超过了三分之一。

合肥、郑州略好一些,首位度分别是25.97%、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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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搜狐城市

西安、成都、武汉不仅经济首位度高,人口首位度一样高。

西安的人口首位度为32.77%。也即陕西省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西安。四川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成都,湖北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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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省会战略,在发展中有一定的好处。

比如,可以将资源集中,容易调度。同时,全力发展省会,让省会强大起来,跻身顶级城市之列,最终辐射全省,带动全省发展。

尤其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经济实力不如东部,只有集全省之力发展省会,才能让省会城市在全国城市中获得话语权、提升知名度,才能壮大经济、留住人口,最终带动众兄弟发展。

在这方面,成都、武汉、西安、郑州、合肥都是楷模。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和安徽过去十年常住人口,依旧是正增长。

但是,随着发展省会城市不断扩展发展,带来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

03第一,人口、经济、产业、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会带来严重的大城市病,最典型的就是交通拥堵。

公安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份,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3.9亿辆,其中汽车2.97亿辆。

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的城市共有76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7个。汽车保有量超过200万辆城市34个。

超过300万辆城市18个,依次是北京、成都、重庆、苏州、上海、郑州、西安、武汉、深圳、东莞、天津、杭州、青岛、广州、石家庄、宁波、佛山、临沂。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成都、重庆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苏州、上海、郑州、西安汽车保有量超过400万辆。

同时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数据显示,2021年二季度百城周末交通拥堵榜,西安、成都和武汉均在前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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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在省会城市,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带来的问题就很大。比如战争或者全球从去年一直延续之间的疫情。

人口规模与密度过大,一旦爆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损失非常大,资源紧张,会出现难以控制的情形发生。

若爆发战争,那别人只要专攻击省会或首府,就能把整个省打趴下。

在如今外部环境不确定的当下,尤其是疫情带来的经验教训之下,我们城市发展方向,也发生了微调。

当然,并不是所有省和自治区都需要培育副中心,对于一些经济实力弱的地区,就没有必要,比如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地。

发展双龙头,并不是说要削弱省会。双龙头的意思在于,在继续壮大省会的同时,再扶持一个副中心,分享发展资源,同时也分担重任。

这对于全省的经济发展和副中心城市,都是利好,尤其是被定位为副中心的城市。意味着,未来的发展中,他们具备了资源分享权,不会掉队,出色者更是会借势崛起。

比如河南的洛阳、湖北的襄阳和宜昌、安徽的芜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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