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针法_藏针法怎么缝图解

admin 2 2021-10-08 22:08:39

民国时期是中医针灸学发展历史上的低谷,西方医学的大规模传入对中医学造成了很大冲击,同时民国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与排斥中医的政策,因此针灸学的发展日渐式微,举步维艰。为在逆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同时顺应当时全社会崇尚西方科技、追求科学实证的学术思潮,针灸学讲义与传统针灸著作相比,“重术”特点比较明显。本文“重术”不仅指重视针灸的实际操作技术,也指认知角度和方式上转变为重视客观、有形、具象的事物。以下从3个方面剖析,以供同道们参考并指正。

1 民国针灸学讲义“重术”特点的主要体现

1.1 重视针灸技术的操作要素

许多民国时期针灸著作,尤其是当时一些针灸培训学校的讲义,仅从框架结构上看,它们与传统著作的差别就一目了然。这些著作在体例上多将针治与灸治分开,内容上以针灸的操作技术为重点,并将这些内容置于较前的章节,详细围绕操作相关要素展开论述,包括针与灸的器具、消毒方法、刺激手法、注意事项、适应证、禁忌证等,而这些作者多为中西汇通医家,受西方科学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针灸学发展的影响较深。

(1)详述针灸器具的制作与保存

针具或灸具是医者进行针灸治疗时所借助的工具,是实际操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注重实用的民国针灸著作对此给予了较多笔墨。如1931年由日本译入我国的《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有“针之种类”“针科之派别与针之构造”“针之选择及保存法”;“灸治学”中有“灸术之种类”“艾叶谈”“艾灸之大小及壮数之决定”,均独立成节。1931年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专设“手术”篇,下列“针之施用与设制”“灸之施用与设制”两章,叙述“针之制造、针之形式、藏针法”“艾之选择、艾绒之制造、艾炷之大小与灸法”等内容。1933年周伯勤《中国针灸科学》第二篇“手术”第一章即为“针灸之施用与设备”,下有“针之制造”“针之形式”“灸之种类”;民国广东光汉中医专科学校讲义《实验针灸学》“针治术”第一章“针之研究”有“针之种类”“针之制造”“针之选择与保存”“针之大小长短”“灸治术”篇有“艾之选择”“艾绒之制造”“艾柱之大小及壮数之决定”。可见,民国时期一些讲义对针灸工具的描述甚为细致,其中有些篇目在用词、叙述方式上与《高等针灸学讲义》如出一辙,可以推测它们受到该书的影响。

(2)详述针与灸的操作步骤与方法

除了对针具或灸具的全面阐述,民国针灸学讲义另一特点是从针刺预备、消毒、进针到针刺方向、补泻手法、出针以及折针、晕针处理、练针方法等全面叙述,宛如老师在课堂上给初学者讲述针灸操作的整个流程。如1923年赵熙《针灸传真》卷一有“切法”“进针姿势”“进针法”“循法”“进针后之补泻法”“消针毒”“制艾”“装艾”“搓艾炷”“燃艾”等节。《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有“刺针法”(燃针法、打针法、管针法)、“刺针之押手”“刺针之方向”“针术之手技”“刺针之练习”“拔针困难时之处置”等节,“灸治学”有“艾灸之大小及其壮数之决定”“施灸点之决定及取穴法”;承淡安《中国针灸学讲义》有“刺针之练习”“刺针之方式(打入式、插入式、捻入式)”“刺针之方向”“刺针前之准备与注意”“进针后之手技”“出针之手技”……“出针困难之处置”“针治之禁忌”等。民国广东光汉中医专科学校讲义《实验针灸学》有“刺针之方向”“刺针之押手”“针术之消毒”“刺针之深浅”……“针后之肿痛出血之补救法”“拔针法”“针难出穴之原因与办法”“折针及其处置法”等节。

此外,受日本影响,民国针灸著作中出现将针灸术称为“手术”的现象,借用西医“手术”一词,更直观地表明当时对针灸操作的重视。如早在1892年日本大久保适斋著《针治新书(治疗篇、解剖篇、手术篇)》,我国周伯勤《中国针灸科学》第二篇为“手术”,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有“经穴”“手术”“治疗”三篇,“经穴”下又设“手术”一项,叙述该腧穴的针法或灸法。

可见,民国针灸学较重视针灸技术操作,一些针灸著作将针灸工具、操作方法和步骤等细致阐述,内容切于实用,这与针灸医疗本身是一种操作手法的特点吻合,且因为当时一些培训学校采取通函培训方式,所以编撰讲义时必须将针灸操作的相关要素阐述清楚,以便于有志于此的初学者学习和实践。与明清时期针灸著作叙述针刺手法的繁杂玄隐、强调“阴阳”“龙虎”“九六术数”等不同,民国时期的阐述更加客观务实、可行性强。

1.2 重视腧穴定位,淡化经络理论经

络理论是针灸学的核心理论,自西医东传以来,中西汇通医家不断尝试从循环、神经系统或其他管索状结构寻找与经络相符的实体结构,但均未能如愿,经络学说也因此遭受各种质疑。针灸治病是通过针具与艾炷刺激身体上的特定部位,这些部位被称为腧穴。在民国时期重科学、实证的学术氛围下,腧穴有形的解剖结构受重视,对经络理论则明显淡化,甚至回避,这相较于以往针灸著作是一种明显变化。

民国针灸讲义多将腧穴设为独立、专门的重点章节,有的称“经穴之考证”,有的称“经穴学”,有的称“孔穴学”。如1927年周仲房《针灸学讲义》有“经穴之考证”,下分“脏腑十二经穴起止歌”“手太阴肺经(凡十一穴,共二十二穴)”“肺经诸穴歌”“肺经诸穴分寸歌”“肺经诸穴之解释”,但经络理论没有独立专篇,各条经脉循行条文隐含于经穴考证章节下。《中国针灸治疗学》与该书很相似,“经穴之考证”亦为重点章节,但删除了经脉循行条文,没有涉及经络理论内容,进一步淡化了传统经络理论。1930年张俊义编《温灸学讲义》受日本文部省审定腧穴的影响,设“孔穴学”为单独一章,《高等针灸学讲义》分为六册,“经穴学孔穴学”独立为一册,上述两书均没有涉及经络理论。《中国针灸学讲义》“经穴学”亦为独立篇章。以上所举是民国一些代表性针灸学讲义,能大致反映当时针灸学的发展概貌。

我国对腧穴增加解剖结构也始于民国时期,这最初是受日本译著的影响。1915年译入的《最新实习西法针灸》是民国较早译入我国的针灸著作,该书“经穴解剖学”的“绪言”叙述了要改变只记穴名、不知解剖的状况:“经穴云者,不过于人身表面假定某某名称,使便于记忆而已,而其最要者,固莫如根本医学之系统解剖学,为近世针灸家所必修习者也。顾自来习是术者,大都以论穴道为便,进以解剖学多茫然不辨,故以经穴解剖相提并论焉”[1]。《高等针灸学讲义》对经穴解剖也重视,其序曰:“本书博采旁搜,悉本科学首述位置,明经穴部位之所在也。次解剖的部位,记主穴与神经、血管之关系也”[2]。此后,我国许多医家,如承淡安、曾天治、赵尔康等均受日本做法影响,所著针灸学讲义或论著多论述腧穴解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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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理论迄今最早记载见于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献,完善于《灵枢·经脉》篇。据现代学者考证,经络理论有两种模式,一是向心型模式,经脉向心模式的理论,表达针灸刺激与效应的联系基础与规律;一是循环型模式,经脉循环模式的理论,说明机体结构与功能的整体协调原理[3]。可见,经脉是针灸效应或人体功能的原理解释,偏于说理之道,而腧穴为针灸刺激部位,更偏于触之可及的有形结构,与针灸操作也息息相关,所以淡化经络,重视腧穴也是民国针灸学重客观实证之“重术”表现之一。

1.3 将针灸机制按刺激方式分类,注重科学实证

西学东传时期,受西医影响较大的一些日本医家“否定经络学说,对于经络的存在问题,认为是有疑问的事实”[4],转而观察针或灸的不同刺激方法与刺激强度对神经、血管、内脏功能等产生的实际效应,并按照针与灸的不同作用类型,将它们的机制分别进行论述。科学试验方法的引入也是当时针灸研究的新做法,借助实验室白细胞、血压、肠蠕动等实测数据的变化阐释针灸机制。如《高等针灸学讲义》将针刺作用分为三类:“针以治愈疾病,其作用有三,第一兴奋作用,第二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第三诱导作用……兴奋作用,刺激交感神经以回复其机能……制止作用之手术,目的在强刺激,应用雀啄术、或置针术、歇啄术等为要;诱导作用,隔离患部而从其他部位刺针以刺激末梢神经,引起血管、神经作用,导血液于其部位”[5]28-29。“灸之生理作用”分为“诱导刺激法、直接刺激法和反射刺激法”[5]13-14。承淡安《中国针灸学讲义》与《高等针灸学讲义》相承,其后曾天治、罗兆琚、赵尔康、杨医亚等民国代表性医家均持类似观点。不但如此,民国针灸医家还从以上3种不同的针刺作用类型来理解针刺补泻的概念,即:兴奋作用为补,制止作用为泻,诱导作用则为平补平泻。如无锡费季康在1935年《针灸杂志》第三卷第一期,“针术之古今异趣谈”一文中谈到“日本以刺激神经之度的强弱,代替了补泻名称”[6],受日本做法影响,这也成为当时我国医家对针刺补泻的较普遍认识。

现存文献对针刺原理的最早论述见于《黄帝内经》,其《灵枢》开篇“九针十二原”有:“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后世文献亦多囿于此,针法也有补法、泻法、导气之分,补泻围绕气之虚实进行,因为“气”本身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所以这种解释无法实证,属于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范畴。民国针灸医家受日本影响,按针与灸的施术方法以及不同刺激强弱或部位细分其作用类型,从科学、实证的视角对针灸原理进行阐释,是民国针灸学的重要变化之一。

2 “重术”的原因分析

上述从3个方面分析了民国针灸学“重术”的表现,“一切改变多源于需求”,基于我国近代社会历史文化和针灸学发展的特殊背景,以下简要分析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

2.1 民国学术以科学、实用为主流

中国古代哲学中表达具象与抽象有多组名词,如“道”与“术”、“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等。“道”和“器”的关系最早见于《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可以理解为没有具体形象的不能为人所感知的、抽象的法则;“器”则是有具体形象的能够通过感觉感知的一切个别事物和具体存在[7]。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国古代的《易经》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们所研究的“道”“德”“气”,都属于“形而上”的学问———超乎物性形体之上,是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规律的高度总结[8]。中医学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片土壤,故其形成与发展与生俱来具有这些特质,它采用“天人相应”、取类比象、司外揣内等方法对养生保健与疾病治疗进行思辨探索,亦更多地关注人类生命、功能等“道”层面的规律总结。

但是,到了清末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外来文化对我国产生了强大冲击,加之饱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和攻击,人们强烈意识到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气,引导国人将更多精力和目光投向西方科技新知、先进武器等,从而更关注一些有形、实体、科学层面的东西。此外,日本较早接受西方科学,因地理位置相邻,我国许多学者通过去日本访学或日本译著学习西方知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针灸学采取了一系列科学实证的发展方法,这对我国学者影响很大。为了顺应当时社会的整体学术走向,民国针灸学者们的学术旨趣也明显变化,更为关注针灸实用技术与科学研究进展。因此,从当时整个社会的学术大环境而言,针灸学“重术”转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

2.2 重视针灸技术人才的培养

自清道光皇帝颁布“禁针诏”开始,针灸学被官方明令废止,接着民国政府又对中医采取各种限制政策,西医的大规模传入又对中医发展造成冲击,使得中医针灸的发展陷入极其艰难的处境。所幸的是,民国政府虽然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我国教育系统,但允许组建民间中医学校。为了使针灸学在人才逐渐匮乏、面临逐步萎缩的局面下,能够进一步发展,许多中医学校开展了针灸培训,刚开始多是函授培训,以及开办短期培训班,成立了一些针灸培训学校,如承淡安先生创建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由于针灸治疗重在手法、选穴,所以针灸教学必须强调操作技法。同时明确腧穴的精准结构,可减少针灸医疗事故的发生,保证针灸施术的安全性,因此技法和腧穴是民国针灸学讲义的重点。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针灸学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从而在困境中顽强发展。可见,“重术”“务实”是民国针灸医家采取的一种明智而有益的举措。

2.3 针灸原理的科学阐释,是西学影响下的一种学术调适

民国时期中西两种医学的争论日益激烈,一些学者以中医概念与西医解剖不符、中医原理阐释不清、经络理论无法实证等为由质疑中医的科学性,对它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传统针灸理论采用阴阳、气血、经络、脏腑等来说明针灸原理,内容思辨性强,抽象而高深,确实不易让人理解,正如三国魏·阮瑀《筝赋》中“曲高和寡,妙伎难工”。在当时全社会崇尚西方科学的学术思潮中,顺势而为,采用科学、实证方法对针灸原理进行另一种视角下的解读,无疑更有说服力。所以,无论阐释针刺得气、作用机理,还是针灸补泻、针刺治愈特定病症的原理,民国医家更多着眼于针或灸后人体实际机能变化,从调整神经、血管、血液、内脏等角度论述,并借助科学实验获取的一些客观数据进行有力论证。这些机能变化客观实测,具有可验证和可重复性,有力地回应了当时对针灸科学性的一些质疑,是针灸学从学术内部进行的一种自我调适和改变。

综上可知,较之传统针灸学,民国针灸学讲义呈现出明显“重术”,即重视技术操作、重科学实用性的倾向,这从当时许多讲义的结构编排、内容详略上能得到很好印证。这种变化顺应了民国社会的整体学术发展趋势,且适应了特殊历史时期针灸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当时针灸学的人才培养和技术传承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奇经八脉是十二经脉、经别、络脉以外的八条“别道奇行”的经脉,八脉之间互相沟通,对十二经起着总的联合、统率和调节十二经气血盛衰的作用,而八脉交会穴是十二经上八个通于奇经八脉的穴位,作为与八脉联系的主要踞点,主治八脉病症。近年来,笔者以八脉交会穴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些疗效,累积了一点心得体会。现奉于同道,以求抛砖引玉。

1 内关、公孙穴治疗心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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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疾病,包括心肌炎、心肌炎后遗症、风湿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等。大多由于思虑过度,气血亏损,心失所养;或由于心气虚弱,心阳不振;或因七情郁结,劳累受寒,饱食肥甘等而导致心血运行不畅,心脉瘀阻,出现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心前区疼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别走手少阳三焦经,其又通于阴维脉为八脉交会之一,而阴维脉“起于诸阴交也”(《难经·二十八难》),诸阴交于胸腹,且阴维脉主联络阴经以通于“阴脉之海”———任脉。《难经·二十九难》曰:“阴维为病,苦心痛。”故心脏疾病取通于阴维脉的内关穴治疗,通过阴维来调节心脏气血的盛衰而达到养心活血,宁心镇痛的作用;公孙穴是脾经络穴,别走足阳明胃经,亦是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冲脉。《灵枢·动输》曰:“冲脉者十二经脉之海也。”《素问·骨空论》曰:“冲脉者起气街,并少阴之经夹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也。”冲脉为十二经之海,分布最广,上部“渗诸阳,灌诸经”,下部“渗三阴”、“注诸络”,其渗灌气血作用四通八达,遍及全身,心脏疾病选用公孙穴,既能健脾生血,又能发挥冲脉调节气血盛衰的作用;况且足太阴脾经“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故能使心脏的气血充足,运行正常而达到镇静镇痛、宁心安神的作用。内关、公孙二穴合用能使以上作用更加明显。

患者女,16岁,学生,1998年6月14日就诊。主诉:胸闷心悸近2年。2年前某日因高热不退伴心动过速,室性早搏,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而住院治疗,经用中西药治疗后热退,心动过速控制,室早减少而出院。出院后感胸闷心慌,长时站立后易晕厥,两耳听力亦明显减退而来就诊。观患者,精神差,面色苍白。查心率108次/分,早搏6次/分,苔薄白,舌质嫩,舌尖红,脉细数伴结代。辨证为心血不足,心失所养,久病及肾,心肾两虚。治拟养血宁心,益肾通窍。针刺取双侧内关、神门、三阴交、足三里、太溪、听宫、翳风。诸穴均施补法,得气后留针20分钟,每星期针刺3次。2星期后诉胸闷心慌稍减,余症同前。查见面色苍白,苔薄白,舌质嫩红,脉细数,结代脉较前好转,4次/分。针刺原穴加公孙(双),隔日1次,手法同前。先后治疗2月余,患者自诉胸闷、心慌已基本消失,昏厥亦未再发生,面容已华,脉率已整,唯右耳听力仍较差。

【按】本病例系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心血不足,心肾两亏型。一诊选用内关、神门宁心安神,足三里、三阴交补益气血,太溪益肾,听宫、翳风开耳窍。2周后稍见效。后加用八脉交会穴公孙穴,与内关穴相配伍,加强了益气活血的功能,使原本气血不足之心脏气血充足,心脉得养,心神安宁,则缠绵2年的胸闷心慌消除,疾病得以康复。

2 照海、申脉穴治不寐

不寐一症多由于思虑伤脾,心血亏损;或阴虚火旺,心肾不交;或胃腑不和,停食停饮;或情志抑郁,肝胆火旺,心神不宁所致。临床治疗常用健脾养血、养阴清火、消食和胃、疏肝清心之法。针刺不外乎取神门、内关、足三里、三阴交、太冲、行间、百会、四神聪等穴位。近年来,笔者在常规取穴不能奏效时常加取八脉交会穴的照海、申脉二穴,每能获效。

照海穴系足少阴肾经穴,为阴跷脉所生之所,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阳跷脉;申脉系足太阳膀胱经穴,为阳跷脉所生之处,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阳跷脉。阴阳跷脉联系足跟、眼睛及脑,主持肢体活动和睡眠。《灵枢·寒热病》曰:“阳气盛则镇目,阴气盛则瞑目。”阳跷行于阳,主活动和清醒状态,阴跷行于阴,主安静和睡眠状态,二脉会合于目与脑,正表示这方面功能联系,所以不寐病人补照海,泻申脉,使阴跷盛而阳跷脉衰,则能使其目闭而欲睡,达到安神宁心之目的。

患者,女,35岁,营业员,1999年9月18日就诊。患者半年来因夫妻不和睦,情绪抑郁。近1个多月来,整夜不能入睡,伴口干欲呕、精神倦怠,便溏,屡服中西药安眠无效。查苔薄黄,舌尖红,脉细弦。辨证为肾阴不足,心肝火旺,肝胃不和。治拟滋肾清心,泻肝和胃。针刺取双侧神门、内关、三阴交、太溪、太冲。其中神门、内关、太冲穴均施捻转手法中的泻法,三阴交、太溪穴均施补法,得气后留针20分钟,每星期针刺3次。患者称针刺治疗当天夜间即有1~2小时睡眠,心神稍定,口干欲呕稍减,但1周后未再进步。苔薄黄,舌偏红,脉细滑。治予原法,针刺取穴加申脉、照海二穴再治1周,患者诉睡眠较前又有进步,每夜能入睡3小时左右,口干已解。苔薄舌嫩红,脉细软滑,守法再治1月,诸恙悉安。

【按】本病系肝郁化火,扰乱心神,耗伤肾阴所致。先取太冲疏肝清火,神门、内关宁心安神和胃,三阴交、太溪滋阴降火,虽收效但不显著,加用申脉、照海二穴后,促使阴阳跷脉功能协调。“阴跷脉盛而阳跷脉衰,病者目闭而欲睡”,终使月余之内不寐得以治愈。

近年来,笔者临床耳闻目睹了几例颇为特殊的针刺意外事故,给病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摘录于下并稍加分析,供同道参考。

1 不辨虚实,盲目针刺,并发痿证

占××,男,54岁。搬运工。腰骶部酸痛已5年,每于劳累气候突变时痛作或加剧。此次发作已月余,求治于某个体医生针刺治疗。医者嘱其扶桌站立,针左侧下肢股后侧某穴(据称为殷门穴),针入患者有强烈的触电感直传足跟,医者嘱其坚持,复施以提插捻转强刺激手法。针后患者即感下肢无力,渐至两下肢均无力,以致3天后两足不能站立。急往市中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急性脊髓蛛网膜下腔出血”。予中西药物、针灸理疗,历时半月疗效不显而转我处诊治。刻诊:两下肢痿软无力,需两人扶持方能站立。两下肢肌肉轻度痿缩,尤以足背小肌群萎缩明显而呈足背下垂。肌力Ⅱ级,肌张力下降,浅感觉迟钝。腰骶部有轻压痛。诊断为“痿证”。经针灸、拔罐、中药综合治疗,5个疗程痊愈。

按语:《素问·邪气脏腑病形》篇曰:“补泻反则病益笃。中筋则筋缓,邪气不去,与其真相搏,乱而不去,反还内著。”患者腰骶部酸痛已多年,以酸楚为主,且遇劳累气候变化而加重。病情显属肝肾阴虚,经脉失养,寒湿内著,气血痹阻的虚中挟实证,治宜补益肝肾,温散寒湿邪气。施以温针,通利经络气血,方为正治。医者不察,因虚就实,滥用泻法,损伤经脉,引邪“内著”,发为痿证。

殷门穴属足太阳膀胱经,从解剖位置看,其深部有坐骨神经干。该穴虽可适当深刺,但刺中坐骨神经干后应严格掌握针刺手法的强度。然而医者不察,使针感过强地冲击脊髓蛛网膜下腔,诱发急性出血,导致严重后果。由此看来,针灸临床不辨虚实,盲目追求强烈针感,有时也易误事。

2 刺伤桡动脉,继发上肢拘挛

郑××,男,53岁。因咳嗽,鼻衄请当地个体医师针刺治疗。予针右前臂某穴(据称为孔最穴),针后右前臂急剧疼痛肿胀,且往两端蔓延,下致手指肿胀不能屈伸,上致上臂肿痛。医者未察其严重性,给予中草药治疗。延时6月余,肿痛虽渐消,但前臂肌肉却严重萎缩发硬,掌指关节僵直,手指拘挛,指节膨隆,不能屈伸,对掌运动不全。经人介绍前来我处诊治。察其前臂肤色黯黑,皮肤紧绷,肌肉硬化,大小鱼际肌明显萎缩。虽经三个疗程的积极治疗,疗效不甚满意。

按语:针刺孔最穴治疗鼻衄,未尚不可。但针刺过深,刺中桡动脉引起内出血却是针刺意外所致。由于事后处置不当,造成前臂肌群因血运不畅及神经营养缺失,逐渐萎缩硬化,功能丧失,教训惨重。由此看来,针灸医师应熟谙解剖,不能一味深刺,避免刺伤动脉血管,造成严重后果。

3 手法不当,刺伤坐骨神经干

徐××,女,54岁。职校老师。因腰腿不适请某个体医师针治。予针右环跳穴,针后有触电感沿下肢放射。医者欣然,复以提插捻转强刺激,针后患者即感右腿麻木酸楚无力,历时2年仍未完全消失。患者至今仍有微词,从此拒绝针刺。

按语:针刺得气且循经感传,能提高疗效,已为实践所证明。但是如果手法不当,会有严重的后遗感。笔者临床遇到这种情况,将针略退分许,再施以轻微提插如啄米样的柔和刺激,务使针感如潮水样阵阵下传,不但能提高疗效,且无后遗感,提供大家参考。

4 不察病情,盲目针刺,导致医疗纠纷

毛××,男,60岁。农民。患者头痛发热多天,伴颈僵痛而往某乡医院诊治。医者未予望闻问切,详细了解病情,即予针风池、肩井、外关等穴位治疗颈肩痛。针后次日,热度升高,且伴抽风而往市医院治疗。诊断为“破伤风”。因询问外伤史时,联想到针灸。蔑之为针刺消毒不严,带入破伤风病毒。后因病者不治身亡,其家属大闹医院,打伤医者,以致不敢上班而外避月余。严重影响了该医生的声誉。

按语:针灸医生不求辨证论治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此病例说明作为临床医生,如果不详细地诊察病情,不由表及里,掌握病变实质,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仓促行事,轻则延误病情,重则害人害己。

针刺意外,尤其是大的医疗差错,很易损伤针灸医师的自我形象,也给病家带来痛苦。如何避免针刺意外,即反映了针灸医师的理论素养和临床经验,也是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一环,应该引起普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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