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大事件:历史上有哪些暴殄天物让人扼腕的事件?

admin 47 2022-02-27 02:31:16

转自知乎忠君爱国洪承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开始劫掠东北地区的珍贵文物。日本宪兵以“保护”为名闯入沈阳故宫,将清代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及全套《大清历朝实录》掠往日本。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后,将承德避暑山庄作为大本营,将罗汉堂改为弹药库,在山庄内建靶场,拆掉古建筑90余间。

1935年,日本以建热河珍宝馆作幌子,为掠夺文物打掩护,把从中国各地抢来的文物先分门别类在珍宝馆展示,然后再伺机运回日本。这些被劫送日本的文物中,包括大小金铜佛,各种镀金、镀银佛,各庙的丹珠经、甘珠经等等

沈阳的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院奉天分院1935年后所藏文物资料已达三万七千八百多件,遭日本洗劫后,损失一万八千余件,到1946年国民党国立沈阳博物院正式接收时,仅有文物资料9857件,其中考古资料陶片、石器占6000件之多,达总数70%以上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破坏从东北向华北、华东和华南等地区扩展。八月初,侵华日军攻克天津,占领了位于天津的河北博物院,对该馆收藏的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和破坏。虽1939年重建该院,但由于“文物大量被毁,只得借展品展出,其规模、质量大不如前”

日军占领天津后,为打通津浦路、平汉路和陇海路沿线交通,又对豫、皖、苏地区发动了强大攻势。1938年5月河南开封陷落,河南省立博物馆一度成为日军驻扎的兵营,馆内文物、设施惨遭破毁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刚向社会正式开放 ,仅半年的上海市博物馆遭受日军飞机的猛烈轰 炸,馆舍墙角被炸去一片,所有门窗玻璃全部破 碎,馆藏文物遭到厄运。上海市博物馆事先寄存 于上海法租界震旦大学的重要文物虽未毁于 1937年的战祸,却在1943年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区 时,落入日伪汉奸之手。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 博物馆追回被劫文物,经清点缺少 16568件。同 在上海的松江县博物馆,也在1937年的日军炮毁。

上海失守后,日军沿沪宁线长驱直入,进攻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日军进城后疯狂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朝天宫博物馆库房未及时转移的藏品也为日军所获。南京库存古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库存未及运出者2953箱。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所得文物8096件。为了掠夺更多的中国珍贵文物,日本还从国内派遣专业人员到南京,对存留于南京库房的藏品进行数次的所谓“清理”,将其中的珍贵文物挑出,分批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从敌伪手中只接收回文物2776箱,缺少177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留于南京的文物也损失1679件。如由考古学家曾昭燏藏在南京傅厚岗34号的古物86件又1箱,书籍55件又2柜,还有古服饰衣物等,都被日军搜掠一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并由王振铎保管的文物,计书籍拓本字画类、器物类共88件,原由北平研究院代管,北平沦陷后,这些器物全部被劫!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周边的区域也进行大肆掠夺与破坏。1938年,江苏南通沦陷后两个多月,日军进驻南通博物苑,苑内绝大部分藏品被日军劫毁。据《南通博物苑品目》登录册记载,至日军侵占南通前夕,南通博物苑拥有品物总计10023件,包括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和历史文物,还有名花异木、珍禽动物等“活态标本”。解放后仅找到100余件抗战前南通博物苑藏品,其余的绝大部分都被日军劫毁。“被劫毁的藏品中有许多十分珍贵的稀有物品,如三叶虫、货币虫、侏罗纪羊齿植物、白垩纪植物、古世界背立罗温化石;商父佳鼎、周辛父剑、汉雷纹罍、梁武帝时铸的释迦牟尼像、唐宫乐器雷琴、唐人写经(四卷)、永乐大典(一本)等……”

与南通邻近的无锡博物馆也难逃厄运。1937年11月25日,日军攻占江苏无锡,放火延烧十多天,“祠堂、名胜建筑2015间”以及“名胜古迹场所保留的文物都毁于大火”,“无锡县立博物馆有金石、雕刻、书画等各类文物,两千多件文物被日军洗劫一空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原从北平迁到南京的文物已不安全,不得不再次迁移。1937年8月开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库存文物分装为16699箱(其中还有颐和园、古物陈列所、国子监所藏文物622箱),水陆并举分三路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其中一路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发生撞车事故,部分文物被震毁。而水路上首批运达重庆的文物存放于四川禁烟局仓库。后该仓库严重坍毁,压损文物7箱。此后这批文物又先后存放在重庆市内不同的仓库,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毁损。

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袭,存放于重庆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只得再度往四川乐山搬移。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滑落水中,数艘装运文物货船迭遇触礁、船舱进水,又遭受雨淋等。运抵乐山后,储存条件恶劣,仓库渗漏,又遭白蚁危害等,部分文物损毁严重。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在运回南京途中,不时发生撞车、颠覆、遇雨、落水等事故,严重受损文物达120余箱

如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日军攻陷杭州之前,馆长董聿茂将馆藏的一些重要文物标本秘密寄存于余杭林牧公司仓库,剩下的一些参考物品让博物馆员工随身携带,分头转辗于富阳、兰溪、永康、丽水、松阳等地。但未曾想到日军攻占杭州前,首先占领了林牧公司,博物馆保存在那里的一批重要藏品,包括瓷铜玉石器物、明清名家书画精品,以及自然科学部方面的全部植物系统标本三万余件,均遭日军焚毁,“损失之巨,至可痛惜!”而随博物馆员工携带的藏品,由于员工在转移途中的精心呵护,没有损坏。战前,浙江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有藏品6万余件,抗战胜利后,只剩下3万件(其中还包括战后新征集的藏品)。

又如广州市立博物院1937年已有藏品两千多件(分古物、美术品、民族民俗物品和自然标本等四大类),1938年日军进攻广州,广州市立博物院将珍贵藏品先就近寄存于红十字会广州分会,后又转至市内的一所学校,最后又转移至法国天主教堂,部分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等不便搬迁的藏品依然存放于博物院内。广州沦陷后,博物院馆舍“镇海楼”被日军用作兵营,1939年日伪政权又在广州番禺堂另辟广州博物馆,将原存放于镇海楼博物院内的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等迁到番禺堂,又将寄存在法国天主教堂的珍贵藏品全部搜查出来,以办博物馆为名强行夺走。1945年日本投降后,广州博物馆在清点伪博物馆移交的展品时发现,那些有价值的珍贵藏品都早已被日本掠劫,剩下的尽是些无价值的物品

也有博物馆在馆藏转移的过程中,因为路途颠簸、气候不定、日军封锁等严峻形势而造成了许多文物一定程度的损坏,甚至在路途中丢失。如在南通沦陷前夕,南通博物苑主任胡履之、会计葛进夫从苑中选取重要物品50余件,书画43轴,转移到了南通乡下村民家中。但后来为了躲避日军下乡的搜索,村民把字画埋藏于田中,虽未被搜去,却大部分字画都遭到潮损。到解放后地方主管部门接收时,这些字画、法帖都已烂毁

又如广西博物馆1935年馆藏已达两万多件。1939年11月15日,日军从广西钦州湾、龙门港登陆,进攻南宁。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广西博物馆奉命在沦陷前将博物馆疏散到田东、天保(今德保)县等地,馆藏文物藏于岩洞之中。1940年南宁市克复,遂将藏于天保山洞中的文物运至桂林的七星岩洞内收藏。1944年6月日军大肆进犯湘北,湖南长沙、衡阳相继失守,桂林吃紧。博物馆又奉命向平乐、贺县疏散,遂从收藏于七星岩洞内的藏品中挑选出价值高、体积较轻巧者,打包装箱运往平乐、贺县。馆藏文物的两次疏散,造成了大量的文物失散。尤其是从桂林向平乐、贺县疏散时,不得不放弃不便运走的文物。抗战胜利后,虽然省教育厅拨巨款收购战时散失文物,但收效甚微。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6月,仅收购到失散文物192件

在山西、福建、广东等地,民间收藏品也同样遭受劫掠。1938年4月8日,日军入侵山西襄垣县城后,“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众多文物被抢夺

1938年5月11日,日军在厦门地区,“进入民居抢劫财物,古玩字画,一见即拿,洗劫一空”

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所属合井部队在开封查抄冯翰飞住宅,劫走《吴道子山水》立轴一幅、宋画《婴童戏水图》立轴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轴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轴一幅

1944年1月17日,日军进犯广东南雄县城,将城内多家店铺的古玩、字画等“尽劫一空”。同年秋,日军侵犯广东怀集,大肆抢劫财物,“图书、古玩损失2210千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顾颉刚教授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日军掠夺。计有碑帖30件,金石拓本100种,字画40幅,印章150方,古钱650枚,古镜3枚,石刀2件,古经2卷,明清善本6000册,印谱20部,小说唱本3000册

除了掠夺地面文物之外,来自日本的一些学术团体、大学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在日军保护之下,还在沦陷区公开盗掘中国的地下文物。

1931年至1934年,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劫走了一批珍贵的渤海遗物。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盗掘了元上都遗址,将劫走的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还对我国辽代遗址进行发掘,将在辽祖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阿保机夫妇玉册残简等珍贵文物,盗运东京

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派出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首的考古队,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1938年到1944年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又先后7次到山西云冈石窟进行考古调查,并进行两次窟前考古发掘,所获资料全部运往日本。水野和长广根据这些资料料编写了《云冈石窟群》(1941年)、《大同石窟艺术论》(1946年)、《云冈石窟》(1950年)等著述

1938年5月,日本庆应义墅大学派出三支打着“学术旅行队”旗号的考古队,分别到中国的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进行地面和地下文物的搜寻掠夺。1938年5月6日,以松本信广为首的考古队发掘了河南安阳后冈及高楼庄遗址,1938年6月18日到21日,发掘了杭州古荡石虎山遗址和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文物全部被掠往日本,为日本庆应义墅大学文学部所收藏

引自

《日军侵华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破坏》

吕建昌 扈颖钰

吕建昌(1954-),男,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

扈颖钰(1990-),女,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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